在骂声中寻找正义公平
一个为民工维权的律师带着悲愤“吼”出了一句：“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直指农民工。
走在深圳龙岗区路上，随便找个残疾人或者打工族问问，你都能听到很多有关周立太的传闻——600多次带领民工状告政府；工商管理部门强行没收他的律师证；险些被某些领导赶出深圳；台商联合起来致信要挟深圳政府——“倘若不把他赶出深圳，将集体撤走”……，这些都是他11年来做律师的“传奇”。
他在深圳打工族里享有盛名，并留下了“代民工泣血上诉，怒打百起工伤官司”的佳话。他把伤残打工者接去包吃包住包诉讼费，承接了全深圳95%以上的打工仔工伤索赔案，曾经以100%的胜诉率打赢了200多件官司，而且引起了吴邦国、尉健行等国家领导对打工伤残者的重视。在打工者心目中，他是“保护神”，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眼中钉。可前不久，这位民工的“保护神”又对民工开骂了，这是为什么呢？记者专访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立太，寻求问题的答案。
《财经时报》：律师被视为精英阶层，那么作为精英您为什么撰文骂民工呢？
周立太：被逼的。2005年11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称东莞利兴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香港老板跑了，尚欠员工工资百万余元，希望获得法律帮助。在接受委托并与民工代表签订好合同后，我立刻向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此案经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由用人单位支付王天松等工人70余万元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2007年8月15日上午这些工人在东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了赔偿款。但是，拿到钱的民工随后四分五散，对于律师所财务人员提出的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律师费的请求根本不予理会，7万元律师费就此化为泡影。连差旅费都难以收回。
另外，我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有两个月没开工资了，员工的情绪也不稳定，碰到这种事能不生气？
《财经时报》：现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周立太：我们律师事务所在重庆，深圳也开了一个分所。现有的42名律师全部从事农民工案件。这些律师以前也全部是农民，后来才考上律师，这些有农民背景的律师为农民工要工资还是很有激情的。但是，这11年以来，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流动性也非常大，因为我不能支付他们很高的工资。
《财经时报》：您这么热衷于给民工打官司，与您的出生和经历有关吗？
周立太：坦率的说，我就是农民，户口还是为了孩子读书方便，最近才转到重庆的。以前我在外面打过三年的工，也是农民工，所以现在不会歧视农民工。
《财经时报》：第一次没有拿到律师费是什么时候？
周立太：第一次没有拿到律师费就是我第一次打官司的时候。那是1998年关于彭刚中的案子。1996年，他在工作中不幸被机器压断左上臂。仲裁只判了3万多，而我帮他打官司争取到了17万。在打官司期间，他和我住在同一个铁皮小房子里，也知道我的情况。当时我正处于非常拮据的时期，连出门坐车都不敢坐空调大巴。就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拿到自己的律师费，后来彭在采访中公然宣称：自己本来不想打官司，只是因为周立太许诺可以获得三、四十万元的巨额赔偿才继续打的……此案曾经轰动一时，最终我告他侵犯名誉权被判胜诉，但还是开心不起来。
《财经时报》：那您接手最大的赔偿案件有没有拿到律师费？
周立太：可以说是没有拿到。1999年深圳金龙公司的刘涛案，因工伤失去了两只手。当时仲裁只判给她赔偿11万，后来经过打官司争取到了130多万，然而就是这样，我也只象征性地拿到了1900元律师费。
《财经时报》：每次面对逃避律师费事件时，您心里怎么想？
周立太：人是要讲良心的，我也相信社会存在正义和公平。但是，很多人让我很失望。
每当看到那些农民工的惨状，甚至他们跪在我面前时，我总是会心软，接受案子。但是，一旦官司了结，就算我去跪他们，他们却不理会。这十一年来，我遇到很多农民工官司打输了就继续投诉，赢了就跑的情况。我经济上受伤，他们心灵上受伤。
《财经时报》：您认为农民工逃律师费、不讲诚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立太：我认为周立太的出名是社会和政府的悲哀，是这个社会畸形的产物。我的出名是用农民工的工伤，用断手断脚换来的。
现在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农民工的普法问题成为一个空档。我有专门的一间屋子用来存放这些农民工官司的档案，已经整理了3000多份，还有好多没有来的及打包整理。这都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缩影，有了这些，我可以骄傲的说，对于中国农民工，我最有发言权。
《财经时报》：您认为除了骂人之外，还有其它的解决方法吗？
周立太：这个问题困扰我11年了，没有，应该是没有了。我收不到律师费，受了气，总得让我发发牢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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