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律师做成这样该算道德了
《财经时报》：您觉得您收取的律师费对于农民工来说高吗？
周立太：国家规定的高吗？我比国家规定的要低。
《财经时报》：在您11年的从业生涯中，这种没有支付律师费的情况占您接手案件的多少？
周立太：在替农民工打官司的11年里，60%的当事人拿到钱后就开溜，至今我的欠帐已经达到了600万。周立太重庆律师事务所一共处理了700多件案子，得到的报酬不到134万，深圳那边处理的案子也有438件，报酬不到100万，总的来看，我们平均办理一个案子拿不到两千元，随着与日俱增的案件上门，可报酬却没有增加——逃律师费的人太多了。
《财经时报》：碰到这么多不给律师费的，您有没有想过从事别的事业？
周立太：11年的路走得虽然艰辛，但我也得到一些东西，比如确实帮助了人，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享受了社会成就感；得到全世界律师界的关心。所以，以后我希望我能坚持走下去。
《财经时报》：那您觉得您还能撑多久呢？
周立太：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还会延续多久，我只能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不会改变我为民工维权的立场。其实，我要感谢美国国务院小项目基金，英国驻华大使馆以及香港乐施会，它们了解我后，给我无偿的捐助了160万来帮助我的事业，要不然，周立太律师事务所早就倒闭了，农民工的维权也不会因此得到重视。对于农民工的要求，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拒绝，只要还能坚持，我都会继续帮他们打官司。
《财经时报》：您的执着影响了社会吗？
周立太：这是很肯定的。1998年以前，农民工申请仲裁是不予受理的。我带着百十来个残疾农民工硬是闯进去，打开了农民工仲裁的先河。另外，经过几年的宣传和教育，农民工从放弃维权、不懂维权，转变成提高维权意识的同时能主动走上法庭诉讼，这为以后农民工维权增加了保障。
以前，在深圳因工伤断只手臂的农民工，官司胜诉也就索赔3万左右，而我不仅连续胜诉200次，并将赔偿的金额提高到了几十万。
《财经时报》：骂民工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您也因此受到质疑甚至是谩骂，到现在，您后悔通过博客骂民工么？
周立太：有什么好后悔的？每个人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我不能把我的感受、我的角度强加给别人。但这件事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说明中国人已经不仅仅关注有钱人了，他们还关注没钱人和为没钱人办事的人，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财经时报》：经过多年打交道，您怎么看待农民工？
周立太：中国农民工的维权形势不容乐观，但是，农民工并不丑，要自珍、自强和自爱，要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改变中国现状。此外，还应该呼吁加强农民工的法律、道德和技能教育，让他们懂得更多，避免“跑路”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对于农民工来说，它们所受的教育较少，而现实社会里又存在很多的不诚信，导致了他们没有诚信的概念。就我看来，逃律师费的问题是一个社会诚信的求救信号，不仅仅是某个农民工的事情。
《财经时报》：您最想对农民工说些什么？
周立太：我经常对农民工说这样的一句话：“要告！告才能促进民主和进步”。
编辑手记
几年前，周立太就红过，那时候他告了他曾经帮助过的民工并且胜诉。但这之后，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好转——需要维权的民工依然很多，寻求帮助后又欠律师费跑路的民工也还是很多。
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民工的维权意识提高了，他们知道，请个好律师，自己或许能得到更合理的赔偿；另一方面，全社会对民工群体的关注程度提高了，通过一系列的争论，整天坐在写字楼里的白领们知道了：民工要付出一只胳膊甚至更多，然后才能得到仅相当于白领们几个月薪水的赔偿。
于是白领们为周立太的“恶骂”愤怒了。在炮轰周立太的同时，人们共同关注到民工诚信缺失的社会背景——生存生态环境的恶化。
中国文化中素有“诚信”传统，这种“诚信”传统后来被演绎为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之义”而风靡一时，这也是大英雄萧峰最打动读者之处。其实，民工也在“江湖”中混，周立太的这句牢骚话，突然将民工诚信问题拉到我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因小利而忘义？
或许我们无法用数字衡量周立太11年来为民工作出的实际工作，我们也无法断言究竟是他为民工维权的贡献大，还是其一声“恶骂”引来的关注及思考价值更大。
但正如周立太所言，他的这一声“恶骂”不是针对某一个或某一些民工，而是这个特定群体(没钱人和为没钱人办事的人)对社会诚信发出的求救信号。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是司马迁对诚信精神的概括，我们相信，读者对周立太骂人事件的关注，与中国人的“守信”情结有关，当我们将事件当事人的心声呈现在您面前时，我们共同希望“守信”不仅成为武侠精神中的点缀，更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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