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版《历史》风波再起 高中教材遭停用

　　沪版《历史》风波再起 高中教材遭停用

　　史上最短命教科书？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贺靓 发自上海

　　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今年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由于时间仓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到本报发稿为止，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编写当中。一个学期的教材，分次出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十分罕见

　　两个月编就的“高中历史”第一分册，取代了酝酿8年、试用3年、推广1年的“苏版”（左），而其内容与初中“世界历史”多有重复本报资料图片

　　“我已经辞去了高中历史的主编，新编出来的高中历史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在接听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上海版高中历史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拒绝对刚刚出版的华东师大版高中历史第一分册发表任何意见。

　　在此之前，由苏智良担任主编主持编写的高中历史在上海市全面投入使用才一年时间，就被上海市教委决定从今年9月起停止使用。这本历史教材，很有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

　　据悉，这本被废止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完全是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课程方案和《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的，早已经通过了上海“课改办”的审查，在试用3年后，去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当时有媒体将这套历史教材誉为“酝酿8年的进步”。

　　风波的起点，要追溯到去年9月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去年修改“苏版”

　　“我很惊讶，我写的一篇报道在中国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对主编辞职、教科书被停用我很遗憾。”9月9日，正在和朋友聊天的《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周看回忆说，去年当他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而美国的中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华盛顿等政治领袖的生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信号，这是我写那篇报道的动机”。

　　去年9月1日，周看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后，被国内外的一些媒体编译、转载、摘编，标题变成了《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茨替代毛泽东》，网络论坛上也出现大量与此相关的帖子，讨论中出现了“政变”、“橙色革命”等字眼儿。

　　虽然时隔一年，提起这些报道和网络上的帖子，苏智良还是很生气，“上海历史教材整套教材包括初一的中国史、初二的世界史、上海乡土史、高一和高三历史，共9册教材。《纽约时报》记者并没有仔细阅读全部教材，只把眼睛盯在高一教材上，而且对高一教材的评价也非常片面，这种态度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国内的这些媒体在编译、转载国外报纸的报道时，没有对新闻事实进行起码的核实，没有去翻翻这套教材，就进行新闻炒作。这些不符事实的报道被网络传播以后，一些批评者也顾不上看教材就写文章了”。

　　为澄清事实真相，一直回避媒体的苏智良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见2006年9月28日《南方周末》文化版《盖茨来了，毛泽东也还在》、 《是改变，不是“政变”》）。就在那期报纸出版当天，苏智良和上海市教委的官员一起去教育部汇报工作。在从首都机场去教育部的路上，苏智良在报摊上买了几份《南方周末》，带给教育部的领导同志。

　　与教育部的分歧落在上海是否有权力审查教材上。有教育部官员认为，按照义务教育法，上海编的教材也要经过国家教育部的审批。而上海教委的意见是：上海是国务院正式下文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自己审订教材也是国家审订的一种形式，与义务教育法不矛盾。

　　当天，苏智良还在电话中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与教育部领导沟通得非常好，包括一位副部长都看了这期《南方周末》，对编写组驳斥《纽约时报》歪曲新闻事实、澄清真相的行为表示肯定和赞赏；教育部领导嘱咐要将教材修改得更完善。据知情者透露，在工作汇报结束之后，教育部领导还表态说，等媒体炒作过后，要宣传上海历史教科书。

　　在这样的基调下，编写组在上海市教委的指导下，开始了对高一教材的认真修改。

　　今年废了“苏版”

　　但是，事情忽然急转直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16日《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以《著名历史学家评上海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为题，一次印发了六期简报，刊登了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于上海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意见，在列举12条例证后，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意见还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这些历史学家们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据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批评者除了发表会议纪要，随后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

　　对于上海教科书引发的风波，余秋雨在去年年末的一个公开场合演讲时批评道：“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可是面对一些质疑声，我们为什么不大声亮出我们的观点呢？”

　　2007年4月26日，苏智良与上海市教委的负责人等再次去教育部，参加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研讨会，听取北京专家们的意见。从北京回到上海后，苏智良把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发给了高中历史的编写组成员，并针对专家们的意见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具体修改意见，随后，高一编写组进入修改阶段。他们的任务是尽快修改高一历史教材，以便使9月1日出版的高一教材更加成熟与完善。

　　与此同时，上海市教委不断派干部到北京，向教育部汇报，求得教育部领导的理解、肯定与支持。上海市教委的想法是在原有基础上，对高中历史进行某些修改。

　　但5月中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今年9月1日，必须出版新的高一历史教材。期间留给编写者的时间不足两个月。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上海市教委成立了新的历史课程标准的专家组和编写组，除了苏智良本人外，原来的高中历史编写组成员均没有被批准进入新的编写组。在这种情况下，苏智良不得不辞去高中历史教材主编的职务。

　　在南方周末记者一再追问为什么辞职时，苏智良表示，第一，新的提纲与我们的初衷不相符合；第二，在内容上与初中历史部分基本上是重复的，尤其是世界史；第三，两个月要编出新的高一历史，我没有这个本事。

　　“苏版”来自“二期课改”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一纲一本、编审合一、高度统一”的教科书制度。全国只有一套课程计划、一套教材。

　　从1988年起至1998年止上海进行“一期课改”。在1997年的上海课程教材改革一期工程总结现场会上，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宣布，在“取得一期课改”成绩的基础上，从1998年起，上海开始启动“二期课改”工程，全面修订课程标准，编写新教材。

　　2001年末，上海“二期课改”教材项目招标正式启动。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为首的历史编写组以竞标方式，得到了专家组的全票通过，获得了“二期课改”历史教材的编写权。确定各学科的主编之后，上海市教委委托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等校的专家拟定了各学科的课程标准，苏智良主编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就是根据这个课程标准来写的。

　　中学历史教材编写组的成员来自三个方面：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著名专家、上海师范大学的教师和在一线教学的中学历史教师，参与者超过100人，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内，项目的负责人、主编是苏智良。

　　历史编写组一成立，就跟一期历史教材的编写组进行沟通，与他们交流一期课改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上海一期课改的起点相当高，初中阶段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门通史课程；高一历史第一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合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高三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但不足的是，高中历史大部分内容学生在初中的3年时间已经学过了，很多内容是重复的。”

　　苏智良与他的团队计划以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主线索来编写初中阶段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为避免高中部分的内容重复，他决定用主题式的文明史来编写高中历史，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融为一体，按主题来展开编写。

　　“高一上册主要是1500年以前各个区域的文明史；高一下册主要是新航路开辟后全球整体的文明史，并一直延伸到当代。高三主要讲述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世界强国的现代化进程和18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让师生获得一个总的历史发展观。”

　　接受编写教科书任务后的6年里，主要编写人员基本没有周末和假期了。所有编写构想、框架都必须符合市教委的指导思想，按照审查通过的《行动纲领》和《课程标准》来组织材料编写。所有章节都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编写者完成文章以后，专家负责内容的准确和深度，一线的老师从教学角度来审读是否合适课堂教学，最后由主编负责统稿。如此反复，最后获得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的审查通过。

　　在经过上海课改办的3道审查以后，最初完成的教材从2003年开始在上海近百所初中、高中进行先期试点使用，并根据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调整、完善。

　　2003年，国务院授权上海成立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下放多项权力，支持上海进行教育制度创新，促进上海教育的全面提升，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新鲜经验。

　　在给上海下放的多项权力当中，其中有一项关于改革课程教材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要求，制定本市中小学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审查教材，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教材编写、发行和选用进行管理，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进行各级各类教育招生考试改革。”当时的上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俞光虹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说。

　　2005年8月，“二期课改教材”中学历史全部完成，并通过上海市课改委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通过，经上海市委办公会议通过，才投入使用。2006年9月1日，苏智良主编的新版历史试验本开始在上海全市推广使用。就在这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新版来了

　　今年9月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余伟民担任主编，花了两个月时间匆匆编就的上海新版高中历史出版。因编写时间紧迫，这本替代原来的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的历史教科书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到本报发稿为止，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的编写当中。一个学期的教材，分次出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与停止使用的“苏版”高中历史不同，新版高中历史的内容不仅已通过了上海市教委的审查，并已送教育部审查。

　　苏智良觉得很冤：“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我认为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我们在教科书里强调文明史的概念，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发明。国家高中新的历史课程标准就规定，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文化思想文明作为三种必修课的专题呈现样式。有人说，文明史可以编，但中学历史教材采用文明史样式不合适，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要求取消所有历史教材，全国只可以使用一种历史教材。我再强调一下，文明史并不排斥阶级斗争，并不排斥政治史，文明史是当下中国社会比较适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呈现样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全国历史课程标准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述。我非常同意国家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编写组副组长王斯德教授的说法，以文明史的视角来编写教材本身没有问题，但如何编写好教材，写什么内容，这里面有很多学问。”

　　一位看过新版高中历史的历史老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相比被停止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目前赶出来的高中历史第一分册自称“中外通史合编体例”，其实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分别编写教材，在教学顺序上稍做变化而已。但是，目前看到的新高一教科书与初二教科书其结构和内容基本相似，连不少照片也完全一样。

　　另外一位历史老师则反映，新版高中历史课文中地图制作粗疏，图例不全，如课本第二页“古代两河流域地图”，在正文叙述中两河流域的位置西面与阿拉伯大沙漠相邻，但在地图上没有标出阿拉伯大沙漠，标出的竟然是叙利亚草原。

　　此外，编写者提供的参考资料第8页中的哈特谢普苏特的木乃伊像是左手放在胸前，但在提供的答案中却说是右手。

　　拿着薄薄的新历史教材，上海某中学的李老师很郁闷。在过去3年里，她刚刚适应了苏智良主编的高中历史的教学，不料这学期刚开学，这本教材就被停止使用。这意味着她过去的教学准备工作全部作废，她必须根据新的教材重新准备教案。

　　8月份，李老师和上海所有中学的历史老师参加了市教委组织的新版高一历史教材教学培训会。面对着牺牲了暑假赶来参加培训的老师们，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在高一历史新教材培训会上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根据最新的历史课程标准，上海高中的历史课时也发生调整，除了高一、高三继续上历史外，高二也将新增历史课。这意味着在明年，苏智良主持编写的高中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将完全停止使用。

　　“我们编写这套新版教材的目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希望通过学习历史，能够培养既具有民族精神、又具有世界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公民。”苏智良的梦想，随着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停止使用，碎落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