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展出军区美术作品 历史画成鲜活教材(图)

1948年高虹创作的油画《董存瑞》

在历史画的背后

　　非常时期非常作品，非常遭遇真实烙印，非常人物解读历史画的背后———

　　正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广州军区美术作品展”引来巨大反响。《我是海燕》、《董存瑞》、《螺号响了》……走进展厅的人们发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太多了！嵌入记忆深处的碎片突然在这个空间里得以迅速重组，凝合成这50年最鲜活、形象的历史画卷。

　　这些珍贵的作品，每一幅都有非同一般的内蕴和遭遇；每一幅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是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历史的活教材。

　　王国经老人已经75岁了，他白发苍苍，慈眉善目，说话和风细雨。他是广州军区美术组第一任组长，从1953年一直干到1984年离休。曾是两届广东省美协副主席。这位徐悲鸿的弟子，为主题美术创作贡献了大量心力，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目睹这些煊赫一时的名作巨制。

　　邓超华是现任美术组组长，粗犷、“生猛”又敏锐细腻。57岁的人了，却还很理想主义，容易动感情。

　　王国经和邓超华一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这些经典作品里凝固的时代精神，以及在这些非常时期的非常作品中暗藏的种种玄机。

　　非常遭遇真实烙印

　　《董存瑞》“低头闭眼”是本能

　　和展览同时推出的画册里，第一幅是1948年高虹创作的油画《董存瑞》。“这幅画后来出现了一些争论。”王国经说，有人认为作品中“董存瑞的精神状况不理想：低着头，闭着眼，不符合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原则。”王国经说，其实炸药就要爆炸了，低头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人的本能的真实反映啊。

　　邓超华说，我们看的董存瑞的电影，都是董存瑞把眼睛张得大大的，振臂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这是艺术创作吧？我觉得绘画和电影等作为艺术作品，可以进行适当的处理。”

　　王国经透露，他当年当兵时和董存瑞同在一个军部。当时董存瑞牺牲后要不要把他当英雄上报也有过争论：有人说申报的话会不会有人说战斗前没有做到万无一失？也有人说，战斗的情况瞬息万变，事前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这更能突出董存瑞的英雄壮举……最后还是上报了。董存瑞也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战斗英雄。

　　邓超华说，现在竟然有人在否定董存瑞炸碉堡的事实，他认为很不地道。他说，其实可以分析得出来董存瑞的确是炸了碉堡的。因为这个碉堡是没有任何条件放炸药包的，但还是把它炸了，这就说明的确是有人站起来托着炸药包的。这已经足够了。

　　《红色娘子军》引发批判潮

　　1963年项而躬创作了《红色娘子军》，但很快就成为全国美术界批判的“典型”。“这是文革期间美术界的反面教材。”王国经说，江青点名批评这幅画说，这是什么红色娘子军呀？这是灰色娘子军！这幅画调子非常暗，泥泞和树丛一片幽暗的青灰。当时项而躬生病了，人没有来，就拿画来狠批。王国经说，为什么把红色娘子军画成这样子，项而躬曾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项而躬说，他看了胡乔木同志的谈话，说文艺作品不能都是表现轻而易举、一路春风，也要真实反映革命的艰苦。项而躬根据这个精神，有意强调了红色娘子军艰苦的一面。

　　“批判《红色娘子军》这幅画后，接着引发了对其他很多画作的批判。”

　　王国经说，著名画家廖宗怡就因为《最高的奖赏》受到了批判。整个画面表现的是一位军人代表拿着一套毛泽东著作充满幸福感的瞬间，毛泽东的著作在画面上处于最低部分。文革中有人质问他，“既然是最高奖赏，为什么放得最低？！”作者是归侨，又在部队，创作这样的画，被人说成心术不正，遭遇批判。廖宗怡参与创作的版画《明亮的阳光》表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干净的营房里，床头是被褥和“红宝书”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原来的画题叫《枕头边的红太阳》，这个画面后来引来了质问：“红太阳就是毛主席，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毛主席睡在一起？！”

　　那么多作品被批判，廖宗怡的处境想必很困难。“为什么不把廖宗怡往死里整？我估计是另外一幅画救了他。”邓超华说的这幅画，是廖宗怡1974年创作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版画里的经典作品，“当时规定所有的中国驻外大使馆都要挂一幅。”

　　裴建华1974年创作了油画《西沙女民兵》，江青审查的时候说了一句，“我们的女民兵怎么成了林黛玉？”作者马上要赶往北京修改。因为江青看到的“女民兵”脸色是正常的偏黄白色，于是不满意。作者修改成了非常鲜红的颜色，这就是当年要求的“红光亮”。现在重新出版的时候“红得看起来非常不舒服”，于是就在电脑上作了处理，出来的效果才比较协调，“是个人样了”。

　　这些非常岁月里诞生出来的作品，非常的遭遇里留下的却是再也真实不过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