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侦查能力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并不对立

　　滕炜

　　我们必须转变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提高侦查能力对立起来的观念，继而习惯于把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作为诉讼中的一种消极的因素来看待

　　近日来，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研究中，关于进一步提高侦查能力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关系问题备受各方关注。有观点认为，在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很有限、严重束缚侦查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再扩大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将更加制约公安机关侦查犯罪的能力，影响对犯罪的打击；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在有效提高侦查能力的基础上，再加强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对这些观点，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商榷，提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什么是“侦查能力”，侦查能力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些侦查措施是什么关系。侦查能力主要体现为破案的能力，可以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侦查人员的素质、经验、责任心及知识水平等方面，如研究和分析案情的能力、勘察现场、发现和收集证据的能力、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能力等。也包括侦查指挥人员的组织领导能力；二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所借助的科学技术手段，使用的装备、设备等，如特殊的监听、录像装置，技术鉴定仪器等。

　　这两个方面，人是主要的因素，人的素质提高了，就能更好地发挥物的作用。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措施，只是在法律上确认的一种侦查方法，并在运用程序上予以规范，如刑诉法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搜查、鉴定等，都属于侦查方法，拘留、逮捕也可以说是侦查方法。但同样是使用这些方法，有的侦查人员能收集到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或抓到犯罪嫌疑人，有的可能会一无所获，甚至把事情搞错。这里可能就是侦查能力的差别所致。而法律主要是规定“方法”，不能代替“能力”，要提高侦查能力，主要应通过学习、培训、积累总结经验、提高技术手段和装备等方法解决。目前，刑事诉讼法已将一些常用、基本的侦查方法作了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刑诉法没有规定，但在警察法中作了规定，在侦查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刑诉法对使用技术侦查的程序应当予以规范，如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范围、批准程序、技术侦查获取证据的使用等，但仍旧代替不了如何提高技术侦查能力。搞清楚上述概念，就不至于“把青菜种在萝卜地里”了。

　　其次，就目前我们的侦查水平和能力来说，应该承认还不是很高的，公众的心理总是希望有案子就要破，使正义得到伸张，被害人得到补偿。从这点讲，侦查能力总是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由于破案的压力，实践中在侦查当中出现一些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事情便时有发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我们在制度规定上和宣传上明确反对刑讯逼供，但难以禁止。在修改刑诉法的研究讨论中，有些同志把这种现象和侦查能力不高也联系起来，认为办案中出现一些“过头”的做法是不得已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而把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注意力转向如何提高侦查能力的方向上来，同时也淡化了对诉讼中当事人正当权利非法侵害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来解释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不仅很难找到有效提高侦查能力的途径，而且还存在着使刑事诉讼制度出现倒退的危险。采取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手段获取证据，表面上可能会在某些个案上提高破案能力，但同时已埋下巨大隐患，不仅有可能办错案，还会使侦查人员逐渐形成依赖这种方法的惰性，使侦查工作向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形成不良循环，阻碍侦查能力真正得到提高。所以，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理念的怪圈，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标准和要求来审视这一问题。

　　第三个问题，不容否认，在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措施，对侦查工作不可能没有影响，即所谓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其消极影响或困难的一面而看不到积极的一面，我们应当尽量寻求促使侦查能力和诉讼中人权保障同时提高的路径，而不必停留在二者的对立之中。侦查能力应当提高，尤其在当前犯罪高发的时期，侦查能力应当尽快提高，才能适应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需要，为国家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刑事诉讼中侦查措施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现阶段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应当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极端对立的犯罪毕竟是少数，大家可以看一看每年发生刑事案件的数量，在诉讼中注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社会矛盾不容忽视的问题。

　　因此，在提高侦查能力的同时，立法注重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二者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做到相得益彰。比如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得在诉讼中使用，虽然这种做法会使一些已经取得的证据失效，但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约束侦查人员遵纪守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侦查人员寻求正当方法去收集更为可靠的证据，以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侦查能力和水平。我国早已经加入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诉讼中禁止使用酷刑获得的口供是公约确定的基本原则，这一规则也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所接受，遵守这一原则，不仅是作为缔约国维护国际信用的基本要求，更主要的也维护了政府的威望和国家形象，在这个问题上要算大账，如果只看到这一措施对侦查工作不利的一面而予以拒绝，那就会使我们的法律制度总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

　　当然，通过立法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不能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转变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提高侦查能力对立起来的观念，继而习惯于把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作为诉讼中的一种消极的因素来看待，进而采取排斥或限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