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我写悲剧 但要让剧场里有笑声

　　从关注自己到关注他人

      提问：像你刚才说的其实物质进步得很快，比如说现在汽车速度感带来的变化，给城市带来的变化，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人是几千年来都发展得很缓慢。

　　廖一梅：第三部戏是一个儿童剧给我儿子写的。今年写了《艳遇》，《艳遇》跟我远一点，是一个办公室白领的故事，是我周围的，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我说过我当时怎么想到写这个故事的，我有一阵子经常要经过国贸桥开车从那儿过，永远堵在国贸桥上，就在那一块有点像芝加哥高楼林立，特别是傍晚的时候灯火通明，那么多楼，那么高，一个一个的小窗户透着灯光，全都灯火通明。我就想那些窗户里面，每一个窗户后面都坐了几十个或者上百个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人都是上中学学习努力上大学考研究生，然后进一个大公司，在这儿都是大公司没有小公司，进一个很好的公司，每个人都对自己有要求，他们都会有梦想，对自己生活有一个美好的蓝图。但是我开车经过那儿看到他们真像蚂蚁一样，小格子里面的蚂蚁，他们只有一个办公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可能把办公室布置得很漂亮，搁一盆小花，我很少进公司。有一次去新浪，我惊着了，一眼望不到头，那么多人在那个小格子后面，跟像一个蜂巢一样，可是每个人都那么热爱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这么小盆的仙人掌，放着一盆小花、小鱼，每个格子后面充满着梦想，肯定多愁善感有无数想法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谁去真正关心这些事情？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很伤感，正好看到一个美国老电影，是70年代的电影，我觉得跟中国现在很相似的状况，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电影改成戏，当然改了很多情节，整个结构上有很多变化，变得更中国更现代更当代一点。

　　我有办公室恐惧症，我上过班，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分到一个出版社，一年半以后辞职了，对那个生活有本能的恐惧感，被人规划的生活，按时上下班，所以我更能体会人被强迫这样生活的时候没有自由感的时候肯定是一个难过的感觉，他们都想成功，每个人要爬到更高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本能的成功。现在大家对成功的要求那么强烈，恨不得不成功便成仁，被人看不起。很可笑的事情，成功不是一种标准。古代真的比现代好，还能潇洒一点儿，可以更闲散一点，现在人跟上满了弦一样，我弟弟是一个白领，也是外企的一个白领，我觉得太悲惨了。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去上班，而且不能开车，因为开车肯定迟到，因为太堵，只能坐地铁。每天加班到晚上很晚才下班，还特热爱生活。

　　提问：他不觉得悲惨？

　　廖一梅：他不觉得，他特热爱生活，结婚啊，孩子啊，一有一点假期，比如五一、十一肯定出去玩，要不然去国外，反正一定要出去，每次回来比不上班还累。那个生活还过得挺好，我觉得应该给这样的人写个戏，应该表达这种东西一定是有人有共鸣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会有人喜欢的。这个是我想到的，这个是我第一次说实在是想到观众去写这个戏，写那个儿童剧想到让小孩喜欢肯定要想到观众的。这个就是跟观众有更多，不是更多表达我，但是也有我，因为大家是一样的人，大家遇到同样的境况。你这样成功，我那样成功，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寻求被人认可，被人重视，能有自信，结果这个《艳遇》果然非常成功。但是这个是我已经知道了，一定会成功，所以没有太多的惊喜。

　　下一部戏想写什么？这个戏在关注其他人的，我也会关注我，不断地成长，有不断的东西给你刺激，而且你永远有想不明白的东西，可能人要花一生也想不明白，这是肯定的。人类这么多年，无数各先哲、无数的天才都试图对人生对一切做出解释，写的所有的书其实每本只要认真写的书都是想对这个做出一种解释，哪儿有终极的解释，肯定会不断发现，我肯定是把我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得来的经验、感觉到的新的痛苦、新的美好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具体问我是什么，还没有完全成形，所以无法描述。

　　提问：上次音乐剧的导演焦刚给我们介绍了日本的世纪剧团，觉得那样一个剧团不仅有一套特别成熟的运作体制，并且给很多普通人提供了实现他们梦想的一个平台。我想中国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剧团。

　　廖一梅：剧团这件事有点远大了，这个肯定是一个梦想，每个人都希望有贯彻自己意志的剧团，就像昨天我看比伯什的剧团，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自己排练演出，会看到那些演员不是说你想象的舞蹈演员，就是最普通的人，他们的体型什么很差，非常差，腿也不长，很胖，什么样的都有，高矮不一。但是他们的身体是有美感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美感，而且都有力量感。那个东西让你看到生命本身，不是整齐划一的芭蕾舞，芭蕾舞的要求就是纯粹的、优雅、轻盈，光在附中就要学七八年，一个小女孩变得轻盈。但是轻盈、优雅、优美这些东西是很单一的，单一最终会变成单调，有人想放松一下去看芭蕾，很轻松，但是不能真正表达人特别是现代人的状态，所以就会有现代舞。光着脚，还原于人本身，人很多是不美的，有很多动作是不美的，但是这就是人仍然有力量，或者仍然有意味，这中间不是说只有美才是有意味的，真也是有意味的，会有冲击力这些东西。所以做出来现在被大家觉得，在全世界是最顶级的了。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梦想，但是这个不是创作者的梦想，而是整体的体制不是一个简单能够完成的事情。

　　提问：你从一个写剧本的角度怎么看待一个剧本是一个好剧本或者是一个坏剧本，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没有？一个剧本跟一个电影最终受不受欢迎有什么样的关系？

　　廖一梅：电影跟戏剧有点不同，有一个常识，写话剧的可以叫做剧作家，但写电影的叫做编剧，现在也叫剧作家了，也这么叫，但是从基本的流程来讲或者按日语的说法叫脚本作者。因为戏剧其实它的编剧它的剧作更加重要，更是文学的表达，但电影其实是一个工业，它不是一个你能得到最终表达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写小说，你完成了就是你的最终表达，但是电影远远不是，还差得非常非常远。电影编剧的剧本只是一个蓝本，最终它会拍成什么样，它会表达什么样，是由导演决定的，导演或者演员的气质甚至整个拍摄的剧组的氛围、最后的剪辑、摄影所有这些特别是导演，其实是贯穿导演的意志，因为它还有一个最终的工作就是剪辑。剪辑的工作实际上就等于是最后出场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编剧做的，而是导演做的。所以一个电影的最终解释权我认为是导演，这个是一个电影编剧，你如果做一个电影编剧，你首先应该知道这一点，这是一个职业道德吧。

　　怎么才是一个好剧本？我觉得普通人看这个剧本是不是一个好剧本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导演认为它是一个好剧本，他能导，能够从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能把它完美地传达出来，这个比别的更重要。每个导演选择剧本的差别非常大，有的导演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在另外一个导演那儿就是狗屁都不是，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或者他觉得好是好，但是跟我无关，也是会经常发生的。做电影需要更多的交流，我也有过写好一个剧本给大家看，也有这种经历，但是更多的我在创作当中跟导演有很多交流才可以。戏剧和小说就好一点，没有那么重要这件事，一定先写好。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写那个小说，实际我当时写《像鸡毛一样飞》，一年大概写了七稿，然后反复谈反复谈，我当时谈得我烦死了，我说我现在什么剧本也不接了，当时很多人约着写电影写剧本，我说我什么都不接，我要干一个人干的事，不想跟人讨论，我讨论得太多了。后来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本小说，有时候你跟喜欢的人讨论，讨论是一种碰撞，有时候一个人的头脑要被别人碰才能出来火花，一块石头就是石头，两块石头碰就可能出火花，这也是好的一面。我跟这块石头碰什么也碰不出来，碰完俩人还受伤，别碰了，再换一块石头，总有能跟你碰在一块儿出火花的，那就找对了。当然也有不幸的事就是没找对，我也有过这个经历，我写过的电影剧本看完首映把我气的，绕上海转了两个小时。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情况。你觉得它说什么呢？没懂你说什么，这是我写的吗？这是当编剧的悲哀。只要是写作的会有各种悲哀，写小说没这一层的话。可能一个读者认为你是这么写的，你可能也不满。但是起码那是一个终极的表达。

　　提问：严戈明在我们这儿做过讲座，他是一个特别职业的写作者，经常听到一些故事，再把它衍生成一个小说。

　　廖一梅：会这样的，不光是自己的故事，也有别人的故事，但是一定是你的想象。

　　提问：主题先行还是故事先行？

　　廖一梅：我也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但是不特别愿意干这个事，没钱的时候还得写。

　　主持人：你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阶段，自己有什么想法就能够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廖一梅：也不是，也有一个过程，慢慢掌握自己的语言。我刚大学毕业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个找我写剧本的人是王朔，当时写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写过，以写字为生不是容易的事，有什么都得写。在什么都写的情况下，当时王朔他们文化人开了很多文化公司，王朔开了一个叫矢志文化咨询公司，他特有雄心壮志签了无数的作家，推广书、卖剧本，王朔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一个同学在他那儿工作说你有剧本吗？你拿来给他看看。我拿了一个我上学时写的电影剧本给他看，他觉得不错就叫我去了，说我可以帮你卖这个剧本，我给你推荐，哪儿有导演给你推荐。而且我这儿还有一个故事，人家要拍了，你能不能写成电影剧本？当然能了，可以啊。这是一个香港公司拍的，是一个有大纲的故事，要找一个北京的编剧把它写成一个剧本。当时他说给我一万五，我正想跟他要多少钱，当时一万五太多了，根本不是给一个年轻编剧的价钱，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后来就写了一个剧本，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印象很深刻，他可能忘了，我也没跟他提过我这个感谢的话，但是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拥有自己的语言是很难的事，但是很重要”，你作为一个年轻的编剧，你写作能找到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很艰难的过程，但是我记住这句话了，确实很重要。经过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如何形成的我的语言方式，比如写话剧的方式，写小说的方式、电影的方式是怎么形成的，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提问：什么样的语言是最好的语言？

　　廖一梅：学校教不了你这些东西，学校教不了你人生观，也教不了你表达方式，这些东西都教不了，但是大学非常重要，大学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是在大学这段时间形成的，而且可能会贯穿你一生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但是不能指望谁教育你，或者从谁那儿得到启发，最本质的是自我教育。你看多少书也没用，如果这些书没有看到你心里去，那这些书都白看了。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中国的剧本，昨天是话剧百年，非常想让我说出一个中国的戏对我有深刻影响，我说我真的记不住了，我全看过，但是让我说出什么情节什么样的故事记不住。只能说它的跟我无关我就是没记住，不能说它对我有影响。反而王朔说的这句话我一直记住了，他是随便说的，他肯定忘了，而且他也不是要教育我，都不是，就是随便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的一个症结就是要掌握自己的语言方式。

　　王朔投资的一部戏《我爱XXX》，担了很大的风险，一部戏全部由几千句“我爱……”组成的，当时太有独创性，而且写得非常好，当时很少有人看过那个戏。那个戏是四个编剧一起写的，孟京辉、史航、王小立、黄青刚写的，那个戏没有公演，当时不让演出，后来在一个演出公司的小礼堂里面在一个舞台上面演出的。孟京辉跟王朔说，我们这个戏不能公演。那怎么了？不能公演的意思就是不能卖票，不能买票的意思就是说还不了您钱。王朔说算了吧。我跟孟京辉都非常感谢王朔，而且他不会记得对你的好，他并不会说有人记得了，就说我以前帮过你的，没有这样的事。演了三四场那个戏，当时我觉得这个戏真是非常好的剧作，讲了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开始所有的人生全部都概括了，你一定会有强烈的感觉，但是它没有任何情节，所有的台词都是“我爱……”开始，一直到结束。我觉得现在让人投资这个戏都会有人头疼，很难拉的，现在的票房号召力和口碑和信任度来讲，现在我推出一个新戏是这样的，我觉得都不太容易，不太会有人看。所以当时还是很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