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1995年底，外出打工后她就音信全无。1年前，失踪了11年的她，突然回到家乡。
回到故乡，她衣衫褴褛。母亲已过世多年。离开时才3岁的女儿都已经14岁。
女儿对于“从天而降”的妈妈觉得生疏。婆家对她充满了不信任：“都11年了，她究竟在外面干什么，谁知道呢？”在农村人的眼里，张大枝是一个“失败者”。而她却不知道以后路在何方？
专家说，一个失败者要想得到社会的容纳，需要一定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
文/图本报记者杜安娜
失踪了11年的张大枝，突然回来了。
这11年有了很多猜测：挣钱过上了好日子？跟着别的男人跑了？已经死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被卖到了只在电视上听过的异国他乡——泰国。
几经辗转，回到了故乡，她衣衫褴褛，左腿被打折。母亲已过世多年，父亲行动也不利索。离开时才三岁的女儿都已经14岁，上了初中三年级。丈夫在等待中度过了11年。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也早以为她不在人世。
被骗“出国打工” 今年10月，归家整整一年时间，她的腿伤慢慢在恢复，她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但大家庭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在人群中，她显得格格不入：一米六六的个子，纤瘦而匀称的身材，一套黑色职业装，加上一头“栗子烫”的卷发，虽不算高档，但在这偏远落后的中部小镇上，打扮成这样的一个近四十岁的女人，有些突兀的“时尚”。
张大枝（化名）的家就在湖北石首这个并不繁华的小镇上。当年成家修建的两层楼，退回到11年前看，还算大户，但现在早已淹没在四周后起的几栋高楼中，门前一排绿树，衬得她家生锈泛黄的铁门愈发黯淡。
“张大枝每天总是一个静静地坐在家门口，不是很合群，”对面邻居周姨说：“大家对她的遭遇多少知道一些，谁都不当面提。”周围人看到她就噤声了。
张大枝家是小镇上出了名的破落户，兄弟姐妹四个，她排行老三，兄弟姐妹几个都没读什么书，念个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全家学历最高的要数高中毕业，曾在当地小学任教的嫂子。
1989年，19岁的她嫁给同一个镇上的周家二儿子。周家的境况要好得多，在婆家的帮助下，小两口住进了现在的小楼。在外人眼里，几姊妹中，她嫁得风光，也是最好的。
1993年，小两口迎来了女儿的降临。平静地度过了六年的婚姻生活，南下打工风潮吹来了。按捺不住挣大钱的念头，1995年5月，她跟着同乡几个女孩来到广州，在一家电子工厂里做工。
“干了快半年，也没有挣到什么钱，所以10月底就收拾行李回了老家，不过心里总想着多挣点钱。”她说。1995年11月，还在广州打工的一个好姐妹告诉她，有个挣钱的好路子，她再一次来到广东。
好姐妹告诉她，认识一个老乡，有路子帮她们弄到泰国打工。这个“老乡”年纪并不大，20多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把泰国吹得天花乱坠，说能挣到很多钱，还说已经帮助像她们一样的女孩发了财，回家乡光宗耀祖了。两个人动心后，他承诺负责一切路费，挣了钱再还给他，只当是帮老乡。
集装箱运输出境 怎样出的境？张大枝说她只剩下后半部分记忆。
她记得吃完一顿晚饭后，就有些犯困了。“恍惚中被装进了一个巨大的箱子，被抬上了大船，之后就什么都不清楚了。”饭菜放了很多安眠药，是她后来才知道的。
不知过了多久，她俩被叫醒后，转移到一个小渔船。张大枝说，最难熬的就是这段时间，她总是跟自己说，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船上还有一些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女孩。我们只能蹲着，挤着坐在船舱底下，渔船充满腥臭，感觉不到白天黑夜，吃、喝、拉、撒、睡，也不知白天和黑夜，与船底的海水只隔着一块木板。刚开始，闻到腥味，看到船上的垃圾直想吐，又晕船，到后来连吐的力气都没有了。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整个人轻飘飘的，觉得快活不长了。”
“那时就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想到，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只要能活着出去，就一定要好好活着。”张大枝说，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骗。
卖给别人做老婆 张大枝没有想到，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她的命运完全在别人的掌控之中。那个“老乡”其实就是一个“人蛇”，自己已经被卖了。
张大枝的姐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她还算幸运的，还有很多女孩子死在那边，没有逃回来的很多，都没人管。”
到了泰国以后，一个50多岁的老大妈将她们接走。从那时，她和同船的姐妹失去了联系。她没有被安排工作，被蒙着眼睛送到了一个当地人的家里，不知不觉成了泰国男人的老婆。
她每天需要干很多农活，除了洗衣、烧菜、煮饭、打扫卫生之外，还要放羊，养鸡。事情没做好，就会遭到一顿暴打。让她难以启齿的是，在那里，还生下了一个男孩。她既不清楚自己在泰国的什么位置，只知道靠近海边，她也不知道“丈夫”姓甚名谁，除了干活，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和其他人也没法交流。偶尔出去买点东西，也由“家人”陪着。
“每天的生活受到24小时监控，想逃也逃不掉。有一年放羊的时候，遇到了海啸，趁着混乱差点逃出来。不过，语言不通，身上也没有钱，最终还是被抓回去。这次逃跑的代价就是被粗暴地打断了一条腿。但从那以后，他们的警惕稍微放松了些。
好心人帮忙逃回家 回家的路是艰难的。每时每刻，她都在寻找逃跑的机会。
她每天的工作中，只有一个外出的机会，就是放羊。不过放羊的时候也是有人看着的，她根本没办法和周围经过的人说上一句话。
“有一次放羊的时候，碰到当地一个好心人。他把我的情况报告给当地的组织，当地警察找到了我，但我没有护照，也没有务工签证。我一直说自己是被骗来的，他们听不懂我讲话，我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说起当时的情形，张大枝对那一次的逃亡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看着自己的一条瘸腿，她当时很害怕保不住另外一条。
后来当地警方联系了中国公安部门，国内有关部门经过交涉，最终将她们认定为受害者，而不是非法务工，并给她办理了临时护照。“我把自己的家庭地址告诉了公安部门，希望他们能通知我的家人。”经过户口查询，终于联系上了正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和嫂子，那天是哥哥一家人接她回家的。
未来路在何方？ 张大枝现在的生活很简单：丈夫早上出门到附近的工地上工作，女儿上学，她一个人在家。每天到相隔百米远的哥哥家走动一下，就是坐在门口安静地发呆。有人跟她搭话，她像从梦中醒来，面带微笑，言语和气。
但她现在的生活也矛盾重重：兄弟姐妹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光彩事，从她失踪，到回老家，一直没有报告公安部门。“她是穷是富都好，只要不丢脸就行。”她哥哥、姐姐都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始终把脸面放在第一位。在哥哥、姐姐的“控制”之下，张大枝的选择就是安静地呆在家中。
女儿对于“从天而降”的妈妈，总觉得非常生疏。当她再次踏进家门的时候，婆家已经对她充满了不信任：“就剩下我儿子和三岁的外孙，都11年了，儿子没再娶，她究竟在外面干什么，谁知道呢？”
国庆几天，她家也添了些节日的热闹。外地打工的哥哥、姐姐、侄女和表妹都齐聚到她家。做好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她就默默离开，哄着侄女刚生不久的孩子睡觉。她每说一句话，总是腼腆地望着她姐姐。
张大枝全家人现在就靠丈夫每天在建筑工地上做点杂活。女儿的学费等都靠丈夫每天十几块钱的收入。而她已经丧失了劳动的能力，每天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在家操持简单家务。她姐姐总是问记者能否拿出200万的捐助，“一两万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记者看到的是张大枝家庭的贫困：家里除了一张还算完整的桌子、一张床和一辆自行车，再也找不到拿得出手的东西。
一个“失败者”的社会容纳 “许多被拐出境的妇女在被解救遣送返乡之后，常常如同浮萍失去根基，不再被社会包容，很难融入到原有的生活轨道因此陷入两难境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毅分析道。
据200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一个15~23岁间的女性被贩卖到国外的价格为500~1800元不等，而到了2005年，由于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加大了打击人口贩卖的力度，同样的一个女性被贩卖的价格上涨为2000~3600元。不过，她们当中一些人有幸返回家乡，却很难适应正常的生活。
“这是一个社会排斥和社会接纳的问题。社会急剧转型期，农村道德体系折射出来多元矛盾性。矛盾在于，既传统又开放，传统道德的崩溃比城市更严重。在农村人的眼里，张大枝是一个"失败者"。正是传统道德的排斥，她个人以及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
“一个失败者要想得到社会的容纳，需要一定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吴毅说，思想排斥和情感排斥，是一个死角，国家力量现在还解决不了，但政府和组织可以做一些帮助工作。
“农村底层人的思维方式是独特的，现代与落后的冲突之下，冷漠心态逐渐蔓延。农村人会因为吵架而喝农药自杀，因为没有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在农村失踪一个人，他们也不会想到求助政府。”
对将来的出路，吴毅说：“她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家庭对她的接纳，丈夫对她的接纳。如果周边环境不能宽容，有一条比较实际的路就是全家人一起出去打工，换一个生活环境，不一定比在家里差。另外，必须淡化负面的东西，否则丈夫接纳本身会由喜剧变成悲剧。”
作者：杜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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