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十年 程序公正推进司法文明

　　97年来新刑诉法实施十年 程序公正推进司法文明

　　核心提示

　　■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出台；1997年，首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2003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再次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在28年的时间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已然退出舞台，程序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切入点，正日益深入人心。

　　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施行以来，见证着我国刑事诉讼走向文明、公正的征程。因其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被有些学者称为“小宪法”。

　　司法公正，是刑事诉讼的目标。为了这样的目标，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诉法出台；1997年，首次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2003年，修改刑诉法再次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28年的时间里，国家还出台了1部行政法规、4部部门规章和19部司法解释，以完善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

　　光阴数十载，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已然退出历史舞台，程序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切入点，早已深入人心。

　　不搞有罪推定保障基本人权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争论了40余年，1997年实施的刑诉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容，将其概括为“非经依法判决不得定罪”的原则，其基本要义有三：只有法院有权依法确认公民有罪；只有控诉方的充分举证，法院才予审判，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疑罪从无”。这意味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再次得到加强，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又一次得到落实。

　　刑诉法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后，证明有罪的标准也随之修改：在侦查终结、起诉、审判阶段，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达不到这一标准就要适用“疑罪从无”。

　　不过，实践中，一些案件的有罪与无罪证据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疑罪从无”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对此，学者们早有所料。

　　2003年震惊全国的云南孙万刚事件之后，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郑蜀尧讲过这样一番话：一些案件的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的界线是模糊的，只能依靠司法人员的判断。这要求我们必须力求每个案子的证据都很扎实，同时要细化法条，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被害人的权益受到广泛关注

　　刑诉法中保障人权的光彩，照耀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照耀着被害人——在该法中，被害人第一次拥有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这意味着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刑事诉讼，申请回避，对第一审判决、裁定中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学者普遍认为，明确和扩大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理论的蓬勃发展，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今年全国两会上，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孙谦代表带来了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的议案。孙谦认为，对受到不法侵害导致生活困难的人员进行国家补偿和救济，从制度上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成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的立法初衷。

　　这一议案是两会期间的新闻热点，会后为学界与实务界所持续关注。

　　律师会见的法律与现实

　　1997年实施的刑诉法采纳控辩式庭审方式，这意味着刑事辩护的作用大大加强。刑诉法对律师会见问题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律师经侦查机关批准，可以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律师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应当有侦查人员在场。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落实了我国宪法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也与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遥相呼应。

　　不过，按照这样的规定对照现实，不乏质疑的声音。

　　对于律师在“第一次讯问后”参加诉讼，不少学者认为，难以确保第一次讯问合法进行。多数学者认为，律师会见被告人时还要经过批准，并有侦查人员在场，实际上违背了律师提前参加诉讼的精神实质，不是律师监督侦查活动，而是侦查人员监督律师。

　　徐静村教授则直言：立法没有给律师充足的取证手段。由此，不难理解，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律师法，着力解决律师执业中的“三难”问题，会引起广泛关注。

　　12小时，对强制措施设定时限

　　强制措施是1996年刑诉法修改的又一重点。该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

　　很明显，“12小时”为防止执法机关滥用职权、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不久，实务界人士开始面露难色。“将传唤、拘传的时限限定为12小时，对我国打击犯罪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弱化了依法打击犯罪分子的刑事侦查力度，使小案难查，大案变小，串案难破，甚至使犯罪分子轻易逃脱法律严惩。”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童海保代表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诉法第九十二条，将12小时延长至48小时。

　　细化强制措施，是接下来修改刑诉法的必改内容，而且不会局限于传唤与拘传，因为1996年刑诉法对五项强制措施的规定仍显原则、笼统，不断引发操作困难，对惩治犯罪十分不利。

　　羁押制度期待进一步改革

　　1996年刑诉法修改完成以后，羁押的期限也较之以往更加明确了。然而，“超期羁押”、“变相羁押”、“久押不决”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高检院与公安部、最高法一道，对刑事诉讼中的超期羁押问题开展声势浩大的清理工作。

　　应当看到，“超期羁押”在1997年刑诉法实施前后都存在。1997年实施的刑诉法并没有对拘留和逮捕制度作出根本性的变革，超期羁押清理工作，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学者们认为，要解决问题，须重新设定在拘留和逮捕方面的权力限制和人权保障机制，并提出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的分离，并根据不同案件需要科学设定办案期限的方案，刑讯逼供也有望借此得到彻底解决。

　　毋庸置疑，1997年实施的刑诉法，必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里程碑载入史册。当然，不尽如人意的遗憾依然存在，在很多学者看来，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证据制度的纹丝不动。是将证据问题纳入诉讼法，还是单独制定证据法，学界曾有分歧，最高立法机关如何定夺，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