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诺奖得主的两幅肖像(组图)

　　本报记者 杨芳　　上周四中午，88岁的多丽丝·莱辛陪着生病的儿子回家，刚下出租车就发现街道两旁站满了摄影师。

　　“又拍肥皂剧了！”这位英国“祖母级”作家嘟囔了一句。她所居住的伦敦北部的汉普斯特德地区，历来受电视剧制作商的青睐：在这一排排外表上看上去并不惹眼的砖瓦小楼中，不仅大诗人约翰·济慈曾经住过，还有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故居。

　　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是老太太本人。在记者的一片尖叫声中，老人懵懵懂懂获知自己成了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成为有史以来第11个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

　　“噢，我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位文坛宿将先是一脸惊诧，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幽默，“30年来，我的名字每年都出现在候选名单上。你不可能每年都对它保持兴奋。”

　　相比夺奖热门人物68岁的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以及以电影《人性的污点》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美国作家菲利浦·罗斯，多丽丝·莱辛的名字的确有些陌生。英国《卫报》随后的调查显示，只有25％的英语文学专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听说过这个名字。而历来在欧洲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的英国博彩公司“立博”，也把这位老奶奶拒于预测名单之外。

　　“这次他们大概是觉得，这个人已经够老了，很快就要死了，再不给她，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吧！”上楼休息了片刻，莱辛坐在自家门口对记者说。

　　这位新鲜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向以衬衣长裙示人，以至被媒体形容为“古老的波希米亚风格”。这次也不例外，蓝色碎花衬衣搭配深蓝色长裙，一头卷发挽在脑后，如同一位“慈祥的乡下老妈妈”。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瞿世镜形容她是“劳动人民”。1989年，作为英国学术院的客座教授，他拜访过莱辛。与之前他所接触的“如绅士淑女般”高雅的作家不同，多丽丝·莱辛的衣着简单而朴素。这与她尖锐犀利的笔调截然不同。

　　多丽丝·莱辛被公认的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这部作品打破了以往采用时序的写作方法，分五个小节记叙了两位单身母亲安娜和莫莉的故事。各个小节之间有一串安娜的“笔记集”，分别记录了离异女作家安娜的非洲经历、政治生活，以及一篇正在构思的小说和私人生活。

　　这一系列的故事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十分吻合。1919年英国人莱辛出生于波斯（如今的伊朗），她的童年在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度过。14岁辍学后，她先后当过保姆、接线员和白领工人。

　　这位面孔颇似英格丽·鲍曼的姑娘，早年热衷于参加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由于尖锐批评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种族隔离政策，上世纪50年代，她被禁止踏入这两个国家。

　　一如作品中叛逆的女主人公，莱辛也不甘于像大多数女人一样“无言地成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因此，几乎所有“坏女人”的标签——私奔、第三者、与亲人的不伦之情——她和她笔下的女性都有涉足。

　　“一整代女人，嘴里谈论的与她母亲的时代没有任何差别，”她说，“当女性成为母亲时，她的个体生活仿佛就停止了。”

　　近乎90年的人生中，唯一不曾中断的就是写作。由于中学学业终断，她只能自学。从伦敦打包寄来的书籍成为她的教材，其中有狄更斯、吉卜林的小说，以及拿破仑的掌故。为了读书，莱辛甚至主动加入一个左翼社团，因为其成员可以拥有大量的书籍。

　　1949年，30岁的莱辛带着一个儿子移居英国，据说一贫如洗，全部家当就是皮包中的一份小说草稿。这正是使她后来一举成名的《青草在歌唱》，该书因揭露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和种族矛盾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倾向“左翼”，上世纪50年代，这篇处女作被介绍到中国时被翻译成《野草在歌唱》。译者介绍说：“莱辛的诚恳、乐观主义，以及那种想要用艺术促进社会进步、国际友谊和世界和平的愿望，使她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敬爱。”

　　其后，莱辛便长久消失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之外。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冯亦代还曾撰文说：“除了读过若干她的短篇小说的译文外，她的长篇似乎还没有翻译出版过。”在这篇文中，他甚至把莱辛误认成美国女作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梅也是在美国读书期间“认识”了莱辛。作为女性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作品被列为必读书目。

　　而莱辛本人只把写作看做是“通向自由的道路”。至今，这位多产作家已经出版了数十本著作，包括小说、诗歌和剧本等等。今年年初，她的小说《裂缝》问世。年近9旬的莱辛，津津有味地涉足起了科幻。

　　这位“现实主义”大师从不发愁没有创作素材。邻居中那个有些神经质的女人、希望把自己培养成淑女的母亲、一同长大十分固执的好友——各种各样的女性都可能成为她笔下的主人公。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地“独立、自由、不过分依赖男性”。

　　也因此，多丽丝·莱辛成为女权运动的偶像人物。她的《金色笔记》被奉为“女权主义者的《圣经》”，被誉为波伏娃的《第二性》在英语文学界的姊妹篇。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词中特意点到这部作品，称：“这个表述女性经验的诗人，以其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明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

　　但莱辛对这些褒奖往往嗤之以鼻。她尤其警惕别人扔过来的所谓“女权主义”的帽子。每当有人跑来告诉她“你的作品改变了我的人生”时，她常常讥讽道：“如果你自己不想改变，一篇作品怎么会让你改变？”

　　7年前，莱辛接受《泰晤士报》采访，直言不讳指责当下女性的自以为是，并对她们诋毁男性感到愤怒。“看她们在电视中对男性多么粗鲁和傲慢。我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她认为女权主义已经演变成一种宗教，从而“浪费了妇女的潜力”。

　　莱辛并不讳言这种批评包括曾经的她本人。由于其作品中的男人大多懦弱粗鄙，因而她常常受到男性读者的抗议，认为她“希望毁灭所有的男性”。

　　在与瞿世镜见面时，莱辛多次强调，因为“妇女解放只是人类大主题中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性别歧视外，她还关注种族歧视、弱势群体歧视等问题。

　　这位居家老太太谈起世界形势，丝毫不逊政治家。她把年轻一代称为“文明野蛮人”，因为他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拥有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她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来。

　　“小说家竟然有这样的视野！”这让瞿世镜很是惊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从此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医疗改革等社会问题，并以敢言著称。据他称，这都是来源于和莱辛会面的启发。

　　1995年，多丽丝·莱辛应中国作协邀请与另一对英国作家来访。在社科院外文所举办的座谈会上，她几乎一言不发，风头完全被另一对作家盖过。

　　唯一令在场的黄梅印象深刻的是那双“深邃而明亮”的双眼。时隔多年，这位莱辛研究者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任何细节。“我只记得另一对来访者的谈话了。”她略显尴尬地说。而翻开当天的日记，黄梅也只发现了莱辛留下的一页地址。由于后来转而研究18世纪的英国文学，她再也没有关注过莱辛的动向。

　　曾经登门拜访过莱辛的《世界文学》杂志社原编委邹海仑，也因身体缘故与莱辛失去了联系。他印象中的莱辛平易近人，“刚到她家，她就端上来一碟巧克力饼干和一杯热乎乎的咖啡，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唯一仍与老太太保持来往的只剩瞿世镜。每年他都会收到来自英伦的圣诞贺卡。“决不是那种敷衍的问候”，“而是发自内心的祝福”。他形容这个身高只有1．6米的老太太体贴入微。“她送我几本书，担心我坐飞机超重而要求邮寄；她知道我研究一位女权主义作家，主动给我一张那名作家的新书发布会门票……”

　　瞿世镜反对将莱辛的获奖视为“爆冷门”。事实上，早在30年前，《金色笔记》的作者就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与之擦肩而过。即便在今年的一次晚宴上，某位诺贝尔奖评委还曾走来对莱辛说：“你永远都不会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我们不喜欢你。”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这是莱辛的口头禅。她住过波斯的农房、罗得西亚的牧场、南非的木屋以及伦敦的公寓。她曾亲眼目睹了种族隔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和大英帝国的衰落等种种社会变革。

　　“然而这一切都消失了。”这些经历使她看淡了一切，“我活得太久了，已经看透了这种轮回。”

　　虽然并未退出文坛，但她早已远离了江湖。居住在伦敦北部汉普斯特德地区那栋偏僻的小楼里，多丽丝·莱辛每天早晨6点起床到野外喂鸟，然后摆弄自己种植的花花草草。偶尔，她还会坐在低矮的沙发里，喝一罐“健怡可口可乐”。

　　再过几天，这棵文坛不老松将迎来自己将她88岁的生日。她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糕饼外面裹着的那层酥皮”。她坦然接受了早已遗忘如今又蜂拥而至的媒体：“我已经获得了所有的奖，所以我很高兴能最终实现大满贯。这些奖加起来就像一把同花顺！”（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