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莱辛的交往

　　我与莱辛的交往

　　多丽丝·莱辛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她面前，你用不着因自己写不出她那样的小说而自卑，完全可以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你早就熟悉的邻里乡亲来看待。

　　撰稿／陈才宇

　　1997年6月，译林出版社约我翻译《金色笔记》，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了解莱辛和她的作品。

我还对约稿的施梓云先生说，你们能不能让我译一本像《汤姆·琼斯》这样的世界名著。施梓云先生说，《汤姆·琼斯》会给你留着的，还是先给我们译《金色笔记》吧，版权我们已经买下了。就这样，开始了翻译的工作，后来才发现，自己所翻译的正是一部旷世名著！

　　1998年10月，我受国家教委选派赴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时，我已译出全文的三分之二，还剩三分之一没译。不想在剑桥那块文学与科学的风水宝地做在国内贫寒的书斋中也能做的工作，因此约了朋友刘新民教授帮忙。我与他以前合作译过《莎士比亚诗全集》，他的译文我是放心的。

　　到了剑桥后，一边旁听古英语的课，一边撰写《金色笔记》的译序。当时就想拜访作者本人：译了人家的书，很想利用难得的留学机会见见那个写书的人，尤其想问问她一些有关作品的问题。古英语系的教学秘书给我提供了莱辛的地址。1999年7月，我把译序写成英文，寄给莱辛，信中还表达了希望她为我们的译文写序的意思。7月9日，莱辛给我回信，不仅欣然邀请我去她家喝茶，还主动提及《金色笔记》的创作动机、主题思想、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与金色笔记的关系。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想问的问题。这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披露在《外国文学评论》的动态栏目上，就是那篇《一封信：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2004－4）。

　　我是按约定于9月底的一个阴雨天拜访她的。下午3时许，我在一幢连排式的房子前按响了门铃。穿红裙蓝衣的莱辛下楼开门，把我领上楼上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视机上是一套音响，搁电视机的架子塞满了书。与电视机平行的墙壁上有两个一米左右高的书架，靠里的一个比另一个高了几厘米，也宽了几厘米。书架肚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书，书架顶上又摞着四大叠书，每一叠差不多都有半米高。女主人示意我在电视机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热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吃糕点。她自己落坐在电视机旁的一张椅子上。

　　这个客厅给人总的印象是不那么整洁：沙发坐垫上就散落着报纸一类的杂物，女主人坐的椅子背后还有书刊一类的东西不整齐地堆放着。但在这不整洁中透露出一种随和，当我自己动手挪开一张报纸在沙发上落座时，同时也挪去了按门铃前一直挥之不去的紧张与忐忑。这种随和、适意的氛围的营造者此刻就与我面对面坐着，说话时目光紧紧盯着你，但那里面所透露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轻慢，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威严，而是朋友间促膝交谈时的专注，邻里间闲聊时的亲近与随和。多丽丝·莱辛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她面前，你用不着因自己写不出她那样的小说而自卑，完全可以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你早就熟悉的邻里乡亲来看待。

　　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展开。我首先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介绍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当我说到自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时，她马上接口说：“我也是个农民的女儿啊。”那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在异乡遇见走失的同道，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间碰到了语言相通的人！

　　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情况，说到了古英语与《贝奥武甫》。她马上向我推荐了爱尔兰诗人希尼翻译的《贝奥武甫》，并说希尼和休斯是当代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希尼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引向了这个标志性的文学桂冠的未来归属。我真诚地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文学大家应该拥有这个荣耀了。她对我说：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已有12年。说这话时，她并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个奖项的渴望与屡屡落选的无奈之情。

　　这以后我们还谈了《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的政治信仰。莱辛告诉我，50年代的英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信仰过马克思主义。

　　当然，作为《金色笔记》的中文译者之一，我没有忘记此次拜访的目的：于是再次提出为中文版的《金色笔记》写序的事。她明确地答复我，这个序她不便写：一个原因是她不懂中文，无法对译文下这样那样的断语；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色笔记》在中国已经有一个译本。她说1993年去过北京，当时陪同的翻译告诉她：《金色笔记》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印了8万册。

　　说来惭愧，我一个中国人，自认为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居然完全不知这个中译本的存在！我还向她一再申辩，这不可能是事实：译林出版社交给我翻译时，也以为是首译。她坚持说自己不会记错。为了说服我，她起身回书房找当年所记的日记；但日记没找着。她回忆说，当时陪同的翻译说过：书名译成了A Woman＇s Troubles�� or The Life of a Woman 什么的。她希望我回国后帮她查一查这个elusive edition。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翻译都很随便。现在我们走上正规了，不会再有盗版一类的事。我还说，盗版能扩大你在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好事啊。她笑笑说：她并不计较这种事，只是不满意随便改动书名：因为The Golden Notebook 是小说整体的组成部分（原话是integral to the novel）。

　　谈了上述一些话，时间不知不觉间已溜走一个半小时左右。虽然没有规定过谈话的时限，我觉得也该起身告辞了。为使这次拜访留下珍贵的纪念，我问她是否可以合个影。“Why not﹖”她爽快地说。我于是掏出背包里的傻瓜机，先给她拍了两张单人照。要拍合影时，我显得有点为难。她马上向内室叫了一声，随即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屋子里没有别人）。我估计这男子是她的儿子，但没问。照完相后，她的儿子就回到他的房间去了。莱辛则回书房拿来5本她写的小说，一本本签上名，送给我。得到她亲笔签名的书，我真的很激动。随后她还递过两张价值30英镑左右的购书券，嘱我自己去书店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后来我用这两张购书券在剑桥书店买了一套Bevington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本关于希尼的评论）。

　　回国后，我一直与莱辛保持通信联系。每年的圣诞节，我们总要互寄贺卡。1999年底，当她得知我并没有买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时，还给我寄了一本过来。我与刘新民合作翻译的《金色笔记》于2000年8月出版，我寄了一本给她。2005年，她又寄给我5本书，其中一本是她的自传《在我的皮肤下》。

　　2005年是鸡年，我在给她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十二生肖。她说她似乎听见了母鸡的咯咯叫声了。在那封信中，她还谈了她的身体状况。她给我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好像至今仍不会用伊妹儿。她自嘲说她仍生活在电气化以前的时代。

　　得知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比谁都高兴。前几天我给她写了封表示祝贺的信。我对她说，这两天许多媒体来采访我，因为译了她的《金色笔记》，我成了莱辛在中国的代言人了。他们不断地问我莱辛个子有多高，拜访她时穿什么衣服，招待我喝茶还是咖啡等等一些问题。我对她说，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耐心。她现在面对的媒体比我所面对的不知要大多少，她就更需要耐心了。（本文作者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金色笔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