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写作对我是心理治疗

　　特约记者／苏珊

　　在电影圈有个共识：近些年中国电影剧本质量普遍不高，人们认为电影与小说结合在一起较好的是“二刘”：刘震云和刘恒，他们在圈里是有口皆碑的。刘震云作品如《手机》、《我叫刘跃进》；刘恒作品如《张思德》、《云水谣》等。在《手机》中，刘震云是原著、编剧和总制片人，在其中还饰演了一个角色。

　　《我叫刘跃进》一书的发行和电影的上映基本上是同步的，11月29日影片将以全国电影第一个贺岁片的身份上市。现在我们已经看惯了以视觉冲突来吸引人的大片，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故事讲得环环相扣，精彩纷呈，比《手机》更极致，更狠。

　　刘震云，这位中国当代有影响的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他尝试着表达世界的新方法。他以自己的创作告诉人们，中国作家也应参与电影，文学和电影本来就是用两种语言做同一件事情。

　　记者：您说过商业对文学的支持是文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您能否解释一下。

　　刘震云：这是中国文学的现状。中国的作家书能卖到10万本以上的人，不会超过十个人。如果书卖不到1万本以上，靠什么生活？生活发生困难，他的信仰、理想、对文学的固守也不存在了。我和许多作者不同，我是自由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有工资，在下没有。专业作家职业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存在：中国和朝鲜。一个鞋匠拿工资很荒唐，而作家拿工资却很正常。我参加文学界的会议我很烦躁，不是他们的义正辞严没道理，而是我离他们很远。要申张正义就要自食其力，别让纳税人养着。这很危险。

　　记者：之前您的《手机》是跟冯小刚导演合作，这次拍《我叫刘跃进》与马俪文导演合作是出于什么考虑？你是不是以小说为河南人正名？

　　刘震云：我在影视界认识的导演也就局限于冯老师和马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和我合作的导演要有一个前提：大家交谈时有会心一笑。另外，我觉得导演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见识。小刚和俪文都是这样，他们却非常不同，他们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爱说村东头的事，一个爱说村西头的事；一个爱撵狗，一个爱打鸡。

　　我没有要替河南人正名，因为他们不用正名。我吃过河南人的亏，我不是吃亏在土壤和血液上，而是吃亏在说话上，他们不正经说话，我就是河南人，对此很有体会。两个河南人见面，她问我吃了吗，我会说：“您先吃。”而她到我家，我就会问：“又是吃过来的？又是不吸烟？又是不喝酒？”她会说：“吃过昨天的了，不吸差烟，不喝孬酒。”平常误会没什么，但有人突然和你翻脸就不好了，话在不同的气氛、场合、语境中就变味了。生活也会对你翻脸，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记者：刘老师最近在读什么书？

　　刘震云：《论语》，我至今读了不下20遍，这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这些家长里短是第四种幽默，你想和孔子会心一笑真不容易，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但真正读下去他是个刻薄的人。有人说我刻薄，那孔子就是我的老师。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意思被现代人误解了。体会一下，他本来在聊天，正和身边的人没话说，远方来了一个人，高兴地站起来，借机走了。他是个特别孤独的老头。他是山东人，山东人没这么幽默。我认为他的幽默是因为周游列国时去过很多次河南。

　　记者：您是先写小说还是先写剧本，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先写小说。电影好像是桌上的菜，小说好像是厨房里炒菜的过程。对一个作者来说，是两种文体。到底对剧本深入多少是个问题，写剧本对写小说有极大的帮助。小说中的对话都很“水”，曹雪芹写宝玉与黛玉的对话就是这样，可以聊很多。电影中是不可以的。上句写“吃了吗？”下句可能就是“我发现高军这人挺毒的。”再下一句是“黎波为什么吃这么胖？”

　　记者：听说冯小刚的计划想拍《温故1942》，你们有约定吗？

　　刘震云：有过。他拍《集结号》时，在东北的飞机上对我说起过，可能在奥运会后合作。我的出发点与大家理解的不一样。这本书也是喜剧，不是悲剧。最大的震撼不是三百万人死了，而是三百万人死后我们对事件的态度。

　　记者：刘跃进这个人物是怎样创作出来的？您怎样看待网络文学现象？

　　刘震云：我感兴趣的是刘跃进的逻辑思维，他的原型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人，逻辑思维混乱，就像好多中国人吵架都不会吵，吵着吵着，一个事都说成隔得很远的另一事。

　　网络文学比书面文学更自由，是好事也是坏事。但网络作家技能要提高，首先是不要再写错别字，还有一点是十年以后他的水平怎样，取决于他转身怎样。

　　记者：《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手机》中的严守一和这次的刘跃进，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刘震云：首先他们都是人，而且是中国人，都生活于中国的氛围中，他们周边都是一些说不清的人。其次，他们遇到的麻烦大体上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在的作品探讨的方向不一样。写小林是要写人与生活的直接关系；写严守一是往形而上的方向走了走，写每一个人嘴对心的背叛，说对想的背叛，在写作和阅读中，你会发现这种背叛给生活带来的愉快的感觉；而写刘跃进是写他周围四五十人心与心之间的拧巴，是生活的理与理的拧巴，如果拧不回来，我就快成崔永元了，得抑郁症了，所以说，我的写作也是一种心理治疗。

　　刘震云谈新著《我叫刘跃进》

　　刘跃进是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捡到一个包，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涉及到几匹“狼”的性命，于是许多人开始找刘跃进这只“羊”。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如果只是写这么一个故事，我写不过三天，就会失去兴趣。引起我兴趣的，除了刘跃进混乱的思维，还有世界的偶然。

　　在这本书中我写得最多的词叫“拧巴”，这个词是我从生活中学到的，它的同义词叫“别扭”。生活中最大的别扭是大家对别扭无能为力。这就出现很多笑话，一个严肃、庄严的事就成了笑话和喜剧。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在拧巴着你，这就改变了我的写作观。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打动了他或激怒了他，过去我也这样做过，但现在和过去不同，我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这不只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不找一个途径校正一下我自己，我可能就步了崔永元的后尘，得抑郁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