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界定产权关系一样界定政府权力边界”(图)

　　改革步入30年，政府主导、政府发展型改革模式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这种模式在促进高度增长的同时，也带了许多弊端，造成权力资本和潜规则的盛行，需要用更加平等、透明和开放的制度建设去替代，以便消除继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在“改革步入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和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冯涛提醒，要对此多加关注。

　　冯涛教授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府产权范式的理论内涵及其改革意义》，另一篇是《国家市场与产权的互动关系》，文章试图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出新的解释。

　　一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市场发育迟缓，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舞台上，自发的民营企业难以与国外企业进行较量，因此，需要国家力量和市场结合形成新国家资本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优势。”冯涛副院长说，“这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大秘诀，这也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

　　“但是当改革步入30年，上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冯教授说。他认为，转折的原因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化了，依靠简单的政府主导模式常常产生失误和波动，如政府重复建设、环境生态恶化、分配差距拉大等，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因为信息的分散化时代使集中决策成本加大。第二，政府主导型模式产生了诸多隐患，如特殊利益集团的产生，权力经济在发展中的作用，潜规则对市场经济的侵害等，这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损害了市场对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第三，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基本具备了，如群众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正在提高，同时私营企业运用市场的能力也在提高，形成了对平等、稳定、透明制度环境的需求。

　　冯涛教授说，以日本为例，他们也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导型发展到逐步放手的过程。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经济开始复苏、60年代做好起飞准备、70年代迎来全面腾飞，日本非常重视调整政府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中曾根首先的思想和行动》一书提到，战败后日本经济全面崩溃，是政府用强有力的手将日本经济从泥潭中拉出来，但等到60年代后期，当企业在市场上逐渐成熟后，政府就慢慢开始放手。到目前，日本更多地是通过制度化措施对市场进行规范，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积极性，政府不再过多干预经济的运行。

　　二

　　冯涛教授认为，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政府放手绝不意味着搞“一刀切”，而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取舍。

　　例如，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市场和民营经济的发育不足，各方面的制度规范都比较薄弱，因此，落后地区还不能完全放弃政府主导，完全依靠市场。冯涛提议“中央应该把素质高、能力强的优秀干部放到西部，为西部地区组建当地的"执政团队"”，他认为，“塑造一支政府执政团队的成本远远要比塑造一两个当地明星企业的成本小得多。”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则要逐渐规范政府行为和权力。他说，政府变动影响财富变动，潜规则造成的危害大，要像界定产权关系一样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通过必要的制度约束，将政府权力规定在一个制度化、透明化的运作系统中，明确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不能随意侵害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些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需要耗费时间，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来的，需要一个转变的时间。

　　三

　　在采访中，冯涛副院长多次提到“后改革时代”这个概念。什么是“后改革时代”？他认为，我们国家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这是缩小成本和使效益最大化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也出现一个问题，当前能改的和已经改的在体制外围已经全部改掉，留下来的是传统体制的“硬核部分”，很不好改，改革的对象、处理改革的方式，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这就是“后改革时代”的特征。

　　冯涛教授认为，“后改革时代”应该注重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政府管理体制。我们的改革一直是改企业，但企业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而支配体制的是政府，只改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企业，不改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府，经济的质量和性质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第二、财产权的制度安排。这里不是指“产权，而是指“财产权”制度安排。必须解决这个核心问题。目前《物权法》已经出台，对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都有所规定。特别是土地产权，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果这个制度不完善，等于整个社会财富都建立在沙滩上。

　　第三、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就是要对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分配格局，进行一个大调整，利益分配问题是非常关键，这是对改革的一次大考验。

　　第四、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社会的管理体制安排不合理，严重制约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目前政府机构重叠，党政不分、职责不清的问题还很严重，社会组织的发育很不完善，这些都制约着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总体成效。（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