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后觉的敬畏——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展读前后(图)

　　——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展读前后刘显刚

　　手拙眼拙，亦习惯了藏拙，躲过“市场”里那些斑驳的出版物和刺耳的叫卖声，倒也别有一番“淹没”的清静。然而心下常是满满的悲切，不是因为自己成不了做不来职业的写书家和职业的书评家，而是因为，长远看去，这许多“垃圾”的生产与包装，实在是一件既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文字如一个人的脸面，出版无非是要在一种表达的快感中将一己的最好的一面示人———促成一种“类”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制造公害。但是，在那许多明晃晃的现世的诱惑之下，有人却已经顾不得什么读书人的脸面，极尽钻营之能事。他们熟稔各种绑架学术的技法，无中生有地制造话题，鼓噪乃至操弄舆论，在矫情与浮华中自欺欺人，为的就是要给自己博“版面”，增加“曝光率”，一面捞得若干可资食利的本钱。

　　在这样的悲切中，我常常想，如此无味，不若远离了吧！毕竟，在学术的行当中，你要么(至少在形式上)接受它的游戏规则，要么就退出这个游戏。然而“远离”只能是一种奢望，因为，已经是一个读书人，也因为，内里对“学术”还有一份“天真”的期许与“没事找抽”的自我担当。我们这一代学人其实很可怜，“转型”无论，单就进学而言，不仅先天失调，还后天乱调，于是只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飘”着。有人很享受这种“飘”的感觉，也很以发了几篇八股的文章或者窃据了“博士”、“教授”的头衔而自得。恰如苏力之言：“找不着北，只想着大”，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谦虚”，更不用说有什么韦伯氏所言的“清醒的本质”了。但泡沫终究是泡沫，也终竟有破裂的一天，“风，总是要飘散的！”(舒国滢先生语)。当“最后的审判”到来的时候，相信，一切都会复归平静。

　　也是在这样的悲切中，读到了江平先生新出的讲演集《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内容无论，单是书名，已足够令我心有戚戚了———因为很明显地感觉到，书的著者和编者皆是有心之人，皆是心存敬畏的人。一页页翻读下来，老爷子一以贯之的慷慨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人格最重要的是独立。独立者，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这醒目的文字也鼓荡起我诉说的欲望，于是想要付诸笔端，一吐为快了。

　　初识江平先生，是在五年多以前的“法大二零零二级新生开学典礼”上。那时，我是一个甫离桑梓、客北游学的懵懂的法科新生，正用一双好奇然而也迷惘的眼睛打量着这个新的“法”世界。那时，江平先生敏觉而犀利的“欲立学，先立人”的诲教给了我最初的震撼。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江平”，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名字———他的乐天、坚韧与卓拔，他的“只向真理低头”的风骨，早已宛若一个不褪色的传奇，深深地“嵌入”到每一个法大人的灵魂之中了。

　　原本，对江平先生、他一直以来的志业与担当，我所有的只是后来者倾心的感佩与敬畏。也因于这感佩与敬畏，几次和先生近在咫尺甚至擦肩而过，我都没有勇气递上一句哪怕最简单的问候，尽管我知道先生是从来不端架子的。已经习惯了一种距离，冒昧叨扰，我怕自己会显出一种失态的局促的惶恐。

　　手边的这本《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是江平先生最近几年来在媒体、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演讲合集。讲演的主题虽不划一，却有清晰可辨的理路与线索。“公权限缩”、“私权保护”、“社会权力”、“转型期”、“中国法治”、“法律职业”、“宪法改革”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从中亦可窥见先生经年的期许与关切。因为是讲演实录，铺卷展阅，你会发现所有的篇什都非常的耐读，既免去了生涩晦暗，亦没有什么时下流行的掉书袋。江平先生的讲演向多褒誉，逻辑与口才之外，那一份圆融然而激昂的慷慨可能是最令人称道的。

　　走笔至此，联想到先生半生的坎坷与坚持，耳畔不禁浮起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那段著名的话：“最高境界的处世艺术是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而极端不幸的个人素质是尽管不断地妥协却总是达不到适应现实的程度。”作为中国民法学的“教父”和法律界的领军人物，江平先生这份“不妥协”的慷慨与内里的坚持，似乎并未妨碍他的与“体制”的有效互动，而他也正是用高超的智慧与巨大的耐心在这种“互动”中促成着法治事业的点滴推展。

　　诚然，纯以学术的角度观察，先生所使用的或者都是一些语焉不详的“bigwords”(大词)；他的理路也基本框限在“公权力———私权利”、“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这些多少有些陈旧的二元模式之中；甚至，他之于民法典、市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鼓吹或者亦不过是用专业的语言引介着“自由主义”的幽灵。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与思考、接受与拒绝、担当与使命，虽然韦伯曾经强烈指摘那些盘踞着讲台的煽惑，我们仍然没有理由以这种多少有点学究气的苛刻的标准去评断先生的志业与行思。毕竟，虽然我们日渐远离了旧的教条，甚至强烈地感受到不再需要新的教条，但终究是在一个有着教条崇拜传统的国度，特别地，我们还处于一个旧的权威不断被消解的时代。旧的幽灵离开，新的幽灵起来，新的教条也似乎无可避免地要在旧的教条的淡去过程中扮演起一种助力的角色。于是，新的教条的传播也便更其显出一种现实的必要了。

　　“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与那许多的苟且者与食利者相比，呐喊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智慧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江平显出了他的不同寻常的“可爱”。茅于轼、吴敬琏、江平……他们其实是一群人，一代人中的一群人，他们不甘于“堕落”与“沉默”，于是便起来呐喊。虽然呐喊并不能解决问题，虽然他们也明白“有些事情说得做不得，还有些事情做得说不得”，但把能够呐喊与呼吁的统统讲出来，让尽可能多的受众成为不再无知无觉的“醒客”(萧瀚先生语)，无论如何，是他们的一件莫大的功德。

　　这样地写下来，十分多余，更有十二分的惶恐。不管同不同意先生的论断，必须说，铺卷展阅，心下是一份久违的阅读的快感。于是更生出一种感佩与敬畏，虽然后知后觉，却也正心诚意。一个声音起来：“知识分子终究要有一个独立的判断，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他们的一个可贵作用，就是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江平的声音。期许殷殷，为之敬，为之幸，为之警，亦为之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