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站在公诉席上的感觉(图)

　　关注政法界“80后”之检察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周文馨图为王静媛

　　年轻的档案

　　王静媛，藏族，1980年6月出生，1998年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工作，做过8年的技术人员，现为甘南州检察院公诉处副科级检察员。

　　“我的检察之路并不平坦。”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静媛说，是参加工作不久后州里举办的一次全州公诉法庭辩论赛，改变了她。12月17日，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从检以来的心路历程。

　　18岁那年，我从甘肃省平凉医校妇幼医师专业中专毕业，刚好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缺个搞技术的工作人员，我就进了技术处，被临时抽到辩论赛上当工作人员，就是布置辩论赛场、端茶倒水之类的工作。

　　看着那些全州最优秀的公诉人在场上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尽情地展示着检察官风采，我一下子觉得，要是有一天我也能站在公诉席上去指控犯罪、伸张正义该多好啊！在这股动力的推动下，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兰州大学的自学考试。

　　其实，我喜欢政法工作也是受我爸的影响。他是个“老政法”，在法院和检察院都工作过。我四五岁的时候，看着爸爸穿着制服，就觉得他特别神气、特别帅。

　　2004年，我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复习司法考试期间，为了能专心复习，我把只有6个月大的女儿关在另一间房子，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真想过去哄哄她，但那段日子我下了横心：无论如何也要挺住！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2005年我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还是这一年，我拿到了法学本科学历。去年5月，我从技术处调到了公诉处，今年被提拔为副科级检察员。

　　通过司法考试后，身边的人包括我老公都劝我去干点能挣钱的事。但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到底挣多少钱才够呢？有一百万的人觉得一百万不够，有一千万元的人觉得一千万不够，我觉得现在的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很幸福，很快乐，每天都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这就足够了。

　　可能在别人看来我很幼稚，但我就是喜欢站在公诉席上的感觉，不是说我有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就是感觉很好。

　　有时候在法庭上指控一些因为缺乏法律意识而酿成血案的犯罪嫌疑人时，就觉得心里也很难受，很替他们惋惜。在我们州一些偏远的山区，十个犯罪嫌疑人有九个是文盲。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偏远山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因第三者插足，与丈夫离婚后想不开，乘那个“第三者”在河边洗衣服之机，用斧头将她打死。

　　在法庭上，看到这个女人痛哭流涕的样子，我想到自己也是个女人，也有孩子，要是她当时能理智一点，特别是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不会这样了。

　　在公诉处担任检察官两年来，我参与办理了很多案子，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第一次独立办案，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那感觉真的就像“过堂”一样。

　　今年7月，带我的师傅———我们处的朱处长被甘肃省高院借调走了，一下子让我独立办案，突然觉得自己没了靠山，当时真的很害怕接到案子。

　　害怕什么就遇上什么。朱处长走后不久，一件案子摆在了我的案头。这是一起被公安机关定性为故意伤害致死的案子。

　　我仔细审了案卷，觉得这个案子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但我心里根本吃不准，害怕草率地改变定性酿成大错。我给朱处长打了个电话，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朱处长听完后鼓励我要相信自己。

　　随后，我将这起案子改了定性，并详细列出了诸条理由。按规定，案子先在公诉处里进行讨论，由于成员之间意见分歧较大，案子被要求退查。就在退查期间，朱处长回来了，我把案子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认为改变定性是对的，但需要理由上更充分一些。

　　改变定性的案子要上检委会讨论，当时我在会上作汇报时特别紧张，怕检委会不支持。令人惊喜的是，检委会成员全票通过支持我改变定性。那时候，我感觉特别有自信，是多少天以来最高兴的一天。

　　后来在法庭上，数十双眼睛盯着我，庭内鸦雀无声，但因为准备得充分，我一点都不紧张。在与辩护律师几番交锋之后，法院支持了我的指控……

　　我觉得我们政法干警就是社会的医生，要当好这个医生，就必须好好学习法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水平，将来才会走得更高、更远。

　　调查结果

　　甘南藏族自治州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朱龙云：作为“80后”的新一代政法干警，王静媛爱学习，进取心强，热爱检察事业，特别是对工作充满热情，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很强，进步比较快，但还需要通过法庭的实践和办案磨练，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虽然她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但不单我们，连同一些法官、律师等熟悉她的人，都对她的工作业绩评价较高。她还年轻，将来会成长为优秀的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