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稷
近日，《张元济全集·书信》3卷面世，其他部分即四、五卷诗文、六、七卷日记，八、九、十卷古籍研究著作将陆续付梓。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1892年科举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戊戌变法前，曾在清廷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参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短暂的官宦生涯，使得张元济政治救国的理想破灭。1902年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开始以出版为试验田的教育救国之路的探索。张元济网罗各方人才，兴办新式教育，整理国故，译介西学，仅用了30余年，就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在海内外拥有一千多个分支机构及销售网点，业务范围兼及图书、报纸杂志、学校教育、图书馆、印刷、电影、文具制造等领域的出版巨擘，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重镇。
《全集·书信》共3卷，收录张元济书信共4475件。涉及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人物，以数量多寡计，往来最多的是商务的同僚属下，如致丁英桂（1901~1986，浙江平湖人，历任商务印书馆多部门职务）达943件，信函内容大多是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琐细事务；其次是藏书家，如四川藏书家傅增湘286件、浙江藏书家刘承傒254件，浙江藏书家顾廷龙91件；然后是文人学者，如蔡元培88件，胡适80件……另有为数不多的与政治家的往来书信，如蒋中正2件，毛泽东3件。
人生在世，不过百八十年，能否成就一两件大事，在笔者看来，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抱负，二是眼界，三是人格，最后才是能力。
出版是一个“述而不作”的行业。张元济一生，见诸报刊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言论并不多。他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的思考，大多寄托于他网罗的人才、兴办的事业和出版的图书中。故而其每一个出版方面的主张，莫不是蕴涵着关乎民族、关乎国运、关乎文化存亡发达与否的深层观照。例如张元济一生不遗余力地整理国故，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四部丛刊》、建东方图书馆，这是张元济以民族的自觉，保全文化的香火。又如，他致力于引进西学，兴办洋务。维新运动期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入主商务后大规模地引进西学，着手进行新式教育的改革实验，旨在以开放的胸襟、进取的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塑造我中华新型的民族文化与民族人格。
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视作其终身的事业，不论在台前或是幕后，他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商务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因此也打着深刻的张元济烙印。
《书信集》中与政要的往来书信，在全书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即便如此，仍能够从中看出张元济在读书、出书的日常功课背后，无时不在的对中国政治民生与历史文化的深层观照。列举一二：
一、致好友、清末大臣盛宣怀，共38件。其中一件写于1900年，时张元济33岁，正当壮年。6月17日，八国联军从海上登陆，天津塘沽刚刚失守，张元济急致函盛宣怀，慷慨陈词，纵论时局，忧国之心，跃然纸上。二、致蒋介石，2件。一件写于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之际。他去函呈述整理二十四史计划，同时寄上在校勘《二十四史》之余编著的通俗读物《中华民族的人格》；第二封写于1956年，张元济力劝蒋公“继钱武肃而起”，促成两岸统一。三、致毛泽东，3件。一件写于1949年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返沪后；另两封均写于1951年，以公元纪年落款。其中8月29日函，写在解放军进藏前夕，洋洋千言，尽陈西藏解放后“首都特设西藏语文学校”、“首都及邻近各省大学宜特设西藏语文专科”、“宜编辑藏文常识之书”等对藏文化政策主张。
与一般人对张元济印象不同，张元济一生虽长袍马褂，却喜食西餐，也颇喜欢同新式文人来往。他常常说自己一生“喜新厌旧”，这一点从其1930年写给胡适的书信可见一斑。信中写道，“适之先生：昨天……觉得那李斯一节说来最透澈、最和平、真是有价值的。现在一班卖缯的和那乡下老太婆（我想吕雉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很会卖俏的姑娘，所以会给刘邦看上）都上了台！要将那二千年扮演，而且人人都想做孔子，诛诛少正卯。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的专制局面又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这便怎样好？这封书信，不仅罕见地使用了白话文，而且语言俏皮，观点颇为新派。《张元济全集·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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