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娱乐商业化十年

　　——王可

　　十年坠地三大生力军

　　粉丝、狗仔、经纪人兵分三路左右娱乐圈

　　◎ 文/本报记者 王晓晶 ◎供图/CFP

　　与遥远的1997年相比，当下娱乐圈因狗仔、经纪人和粉丝队伍的壮大，变得热闹非凡。

　　狗仔，偷拍明星绯闻隐私，在内地蓬勃的鼎盛事件——京城某报记者卓伟撰文“不妥”从而引爆窦唯烧车。

　　经纪人，在十年前艺人几乎没有宣传意识的年代作用甚微，但今天，他们成了明星与媒体、明星与影视公司甚至明星与粉丝之间的桥梁。

　　粉丝，不再满足于报纸和电视里的明星，他们发展成“粉丝团”、“歌迷会”，外向且疯狂地“追”起来了。

　　狗仔 一个“典范”的自白

　　卓伟，一个惹怒窦唯烧车，而“走红”全国的狗仔。

　　2000年，刚刚投身娱乐大潮的他，如现在大多数娱乐记者一样，以能第一时间报道影视动态、独家专访大牌明星自豪。

　　但他不满足这些“没劲的常规消息”。2003年成为狗仔队一员，找到了他认为这个商业化时代最能吸引眼球的“新闻样式”——偷拍明星隐私、绯闻、八卦。

　　读者喜欢看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谓之“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最高标准”。

　　受香港“陈奕迅烫伤下体”启发

　　卓伟，上世纪70年代生人，经历了娱乐新闻从无到有、继而泛滥、再到八卦绯闻成风的年代。

　　他从小就喜欢看影视剧，喜欢明星。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卓伟的工作是在工厂给人当秘书，业余写点影评。

　　90年代中期，狗仔的称谓在内地还没有成型，中后期开始，南方的平面媒体受港台新闻观的影响出现狗仔的叫法，但以此为职业者还是凤毛麟角。

　　2000年元旦，天津《每日新报》创刊，1月下旬卓伟成为娱乐部一名记者。那时候，他们的部门主任第一次提出区别“文化新闻”的“娱乐新闻”的概念。

　　2001年，去香港参加一个活动，卓伟印象挺深。他说：“那是一个特别‘没劲’的公益活动，以茶话会形式，几个明星坐着边喝茶边聊天。结果有位服务员把茶倒洒了，正泼在陈奕迅的身上，他被烫得跳了起来，当地记者‘咔咔咔’都马上拍照。第二天新闻出来，标题大概是《陈奕迅被烫伤下体》，配合他烫得特别难受的表情照。如果照常规娱乐新闻来报，内容肯定干巴巴，但是他们这样，就‘有点意思’。”

　　在卓伟的眼里，这就是“能够吸引眼球，还能把整个活动带出来”的新闻报道模式。记者问他“不觉得这样无聊吗？”他认为这无伤大雅，还说“娱乐嘛，就是大家一看一乐就完了。现在这个商业化时代，新闻的可读性、可看性非常重要，这就是‘眼球经济’！”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最高标准

　　带着这种遭明星们痛骂、主流媒体不齿的新闻观，2003年5月，卓伟来到北京，加盟了以挖掘明星隐私为口号的《明星Big Star》周刊。这时的他又有了自己的进一步“认识”：“第一，你的新闻得有卖点，然后你还得独家，所以在目前内地这个娱乐新闻环境下，可能就得走偷拍，走绯闻隐私这种路子。”

　　卓伟认为真正促使偷拍在内地出现，就是在《明星Big Star》创刊后，他们是第一批采取这种新闻报道方式的人。他觉得人们的窥视欲、猎奇心，是本性的一种体现，大多数人都对明星的私生活关注。

　　他举例道：在窦唯事件发生后，他与另一位狗仔王小鱼做客《实话实说》，节目组“放了一个假偷拍的东西，当时现场观众都特别仔细认真地看，这就说明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这种偷拍的东西……”

　　在接受采访时，卓伟一直显得很兴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娱乐圈里处于何种尴尬境地，相反，还自豪地说：“目前真正在北京干狗仔队的有五六个人。我和冯科（因偷拍章子怡在拍摄《十面埋伏》时换衣服而成“名”的摄影记者）带俩小弟，王小鱼带一个小弟。”

　　2006年5月10日，因不满卓伟在京城某报刊发的报道，窦唯欲找该记者理论，由此产生纠纷，一怒之下烧了该报社某编辑的小轿车……

　　经纪人 幕后的“明星制造”

　　十年前，内地明星们的人事关系基本都还挂靠在某一国家单位里，他们的日常活动安排都要受到单位的管理，而这些单位是没有专门人员负责明星的个人事务的。

　　然而，娱乐产业是终究要走市场的，明星的个人包装在商业化的运营体制下越发显得无比重要，于是，经纪人诞生了。

　　陈蓉：薇薇好就好，我不要到台前

　　1997年，赵薇火了，外部事务越来越多，肥水不流外人田，她的嫂子陈蓉开始赶鸭子上架，做了赵薇的经纪人。与此同时，章子怡的哥哥也如法炮制。只是，做经纪人也是一门学问，缺乏专业培训，只是一心为了签约明星好，那是远远不够的。

　　早年做经纪人，而能坚持到现在的，应该说都还有一定天赋，有很多早年半路出家的经纪人现都已退出了这个行业。一个成熟的经纪人，通常也都很低调。陈蓉在听到记者欲就此话题采访她时，立即表示：“薇薇好就好，我不要到台前。”相反，早年的那些不成熟的经纪人，一个个都跟阎王门外的小鬼一样，不分轻重缓急，一味地阻挡外人与明星的联系，致使当事人受到重大损失。当年舒淇就是因为经纪人放弃了让她出演李安《卧虎藏龙》的机会，失去了一个成为国际巨星的可能，最终，她和经纪人闹掰了。

　　王京花：一手捧红范冰冰

　　经纪人的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还在被圈内人误认为是明星身边跟班的，帮忙跟媒体联络联络，帮助明星拎个包什么的。直至新世纪来临之后，渐渐成熟的娱乐市场将经纪人体制推向了一种更为职业化的阶段。一批经纪公司成立。经纪人的工作也越来越明确，宣传负责人、明星助理等都从经纪人的范畴中剥离出来。真正的经纪人主要是负责签约艺人的包装、选片、谈价等事宜。

　　现任橙天经纪公司老板的王京花，便是内地第一代经纪人的代表，她经历了两个时代的转变。虽然是许多明星敬重的“花姐”、“干妈”，但她非常低调。只是去年华谊兄弟公司艺人跟随王京花集体跳槽事件爆发，才显现出这位经纪人的不凡实力。当红女星范冰冰就是王京花一手带出来的。

　　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范冰冰说正是王京花力主让她接了转型之作《手机》。范冰冰说：“京花觉得一个女演员必定要有这个转变的过程，只是早晚的问题，现在时间合适，而且还是冯小刚的片。我就跟京花吵，吵得一塌糊涂。她把手机给摔了，我也把手机给摔了。我可能跟京花太熟了，你永远是跟自己最亲的人最赖皮。”但事实证明王京花是对的，范冰冰从此星途豁然开朗。这便是经纪人的作用。

　　粉丝 愈疯狂愈迷失？

　　如果非要给粉丝追星加上一个极致性事件的话，那无疑就是苦追刘德华13年、最终导致老父跳海自杀的杨丽娟了。尽管在记者采访的粉丝中，他们几乎无一人肯定杨丽娟的行径，但不可否认，与十年前局限于看电视、听歌、收集贴纸画的追星方式相比，今天日益发达的“粉丝团”已成为一股娱乐圈不能忽视甚至“没你不行”的力量。因为，振臂高呼的“玉米”（李宇春粉丝）或庞大的周杰伦簇拥者，足以证明了粉丝存在的实力。况且，他们还是明星产品的绝对消费群。

　　十年前，我们看赵丽蓉、蔡明的小品《追星族》可能捧腹一笑，但今天粉丝团已经改变了散兵游勇的状态，愈发地专业化已成为普遍的事实。

　　十年前：刘仪伟那代追星不迷失自我

　　主持人刘仪伟自曝是个“超级追星族”，但他说自己那代人是“很内在的”。

　　他曾对记者说，影星他崇拜成龙，第一次见成龙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朋友引荐，他紧张得不得了，见到这么一个大明星，自己的偶像，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俩人的合影被说成是“照得乱七八糟”，还都珍藏。成龙的每一部电影他都看过，包括现在，打开电视，如果电影频道再放，他还是不厌其烦地看。

　　在歌星里，他的偶像是李宗盛，“他的歌我百听不厌”。

　　在作家中，刘仪伟至今还保存着金庸给他回的一封信。汪曾琪给他签过名的一本书，他“至今完好无损地动都没动过”，包括见到阿城、马原，他也特别兴奋，“我觉得他们能把我当成朋友，跟我说几句话，无尚荣光。我回来都窃喜，说你看，阿城说我是他朋友。”

　　但刘仪伟对现在的追星却很不理解。“现在的歌迷挺厉害，可以捏一个明星出来。周笔畅的歌迷全部穿成绿的，我就想你们自己的色彩在哪里呢？你能在全国各地跟她走，那你们的生活呢？你们的时间呢？”

　　他说：“我们那代人不会因此失去自我。”

　　十年后：敢拼敢抢能吃苦，做个铁杆不容易

　　如今，组织去演唱会、接机、录制节目、为偶像庆祝生日……这些成了粉丝的常态。

　　周杰伦的粉丝小晴，是一个外表就很嘻哈的女孩，她为周杰伦练了3年双截棍，并亲自为偶像表演过。虽然在练习过程中，不知误伤了自己多少回。

　　蔡依林的粉丝王丹，只要是“公主”出现的地方，不管全国各地，她都会去，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她有义务始终在“公主”身边。回家路上站了一宿火车，“又困又饿又累又冷”，她也叫苦说：“做个粉丝容易吗？”

　　杨丞琳因为言语轻佻，把抗日战争说成“8年而已”，引发众怒，来北京开记者会道歉，有上海粉丝专程飞来陪护，就怕她“受委屈”。

　　“快乐男声”张杰总共在首都机场逗留10分钟，但粉丝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迎接工作。在现场，“队长”维护秩序，拿大喇叭喊：“第一，安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张杰的安全！绝对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因为要签名、拍照片影响了我们的整体形象，否则就是给星星丢人！绝对不能用手抓张杰！一定要护住张杰！”

　　凡此种种，乐在其中的粉丝，是否也迷失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