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当村官背后：让村民换个活法

　　亿万富翁当村官背后：让村民换个活法

　　王文忠的富人治村路

　　天很冷，晃晃脸盆，把最上面的一层冰倒掉，剩下的水加点开水还可以洗涮。王文忠接过生活秘书端来热腾腾的甲鱼汤喝了一口，翻开昨晚的工作笔记。

这是他就任河北衡水芍药村支书的第90天，坐在一群黑棉袄黑棉裤中间，王文忠在羽绒服里穿着紫色条纹衬衫。他的乡音一点没变，不过说话声小且温和。对于每个说话对象，他都要加上“哥”、“叔”这样的称谓，左手硕大的钻戒偶尔会耀出光芒。

　　记者◎葛维樱 摄影◎王旭华

　　开会了

　　“村里喇叭正在叫我的名字。”一个年轻媳妇说，她脸上的红晕很重，语调急促又兴奋，“我还没和书记聊过。”王文忠上任后，先自己掏钱把村南头的祖屋周围砌了院子，当办公地，院子门口是一个已经很少见的大喇叭，正向北。“这响动上次出现还是大跃进。”老人们欣慰地说。前一天晚上，王文忠和30多名村民代表讨论3小时的结果是，村里的地要重新分配，“上大学的和当兵的暂时不分”，以及若干条分地的规划。但是一大早就有几个村民进门，他们毫不客气地提意见，“上大学的和当兵的本来就经济紧张，应该照顾??”于是上午，为了这个已经讨论、表决、签过字的决定，再一次开会。

　　会议中，有人送来了“请勿吸烟”的牌子。王文忠在北京的雅宝路有资产过亿元的皮草公司和店铺。“公司可以设吸烟室，在这就只能到院子里抽了。开会吸烟不文明。”前一晚王文忠还完全沉浸在二手烟里。村民们虽然知道新支书不抽烟，但都没有要自动放弃的意思。王文忠终于忍不住做了个牌子，“挂在门上，给大家提个醒”。村民们说，下午他们走进会议室之前显然都看到了“新精神”，很自觉地摁灭，然后把半支烟别在耳朵后面。“10年了，芍药村就没开过会。”比起抽烟，开会更让大家兴奋，“从8点来钟，不停歇，一直开到晚上11点”。对于另一个“上班时间”的牌子，村民们则和王文忠一样视若无睹。刘素芬是妇联主任，刚开完下午会回家，还没吃饭就被通知晚上的会又开始了，“以前的村委会连办公室也没有，取个信还要去村长家里”。王文忠上任3个月以来，芍药村民已经把“开会”常常挂在嘴边上。

　　王文忠47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了给事业加0的阶段”。自从1995年在北京开创事业，王文忠就只是每年清明和过年回村扫墓。“大概2000年以后生意就步入正轨了。”王文忠是雅宝路皮草协会的会长，有一个公司和6家店铺，“算是行业里做得不错的”。王文忠的夫人是邻村人，他们有3个孩子，在北京有几处300到500平方米不等的住所。“从2007年7月份开始，镇上、区里领导都辗转给我打过20多次电话，说芍药村前任村支书被免职了，已经有半年多没人管这个村，问我能不能挂个名，在北京时不常地打个电话就行。”现在，和领导们的期待相反，他的手机时常要照应公司的事情，3个月只有两星期因为要输液回了北京。坐在土炕上，他说，“我觉得要回来就真干点事情，21岁的女儿来看了一趟，说爸爸伟大”。

　　由9个青年妇女组成的“爱心小组”这天下午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式的开场。王文忠先夸奖每个不大认识的人，“大家都是公认的孝顺、勤劳的媳妇。村里的贫困户、孤寡户，我们要把爱心送过去。说得明白点就是帮他们打扫卫生”。王文忠的话很简单，但是对于大家，却相当新鲜。“爱心小组？”有人不好意思地悄悄念，“以前都是听电视里说说，好像只有大城市有。”王文忠的屋子分两间，里屋是一件很小的卧室，一张土炕占据了大半，另一侧是装了网线的电脑、传真机。外屋就是村委会办公室，只要有村民，王文忠从不回小屋。办公室的木头椅子全都一样。好几个小时的会，却没有一个人伸伸胳膊腿或者打个哈欠。“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铁的，和法律一样是不能商量的，轮班值日就是制度。”王文忠用他自己的理解，解释一些他讲到的概念。村民们安静地睁大眼睛，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刻在心里，他们说，“听书记说话，长见识”。

　　老板的村支书生活

　　村委会门前的土路上，停着一辆紫色的超长越野车。“宾利经不起土路颠簸，宝马开回北京保养了。”王文忠选来选去，挑了底盘最高但最耗油的道奇“公羊”。“一天的油费就要400”，王文忠的保镖说，他成了村民们的公用司机，“一会儿去给村民买浇水的管子，一会儿缴电话费”。本来来了4个保镖，渐渐只剩下了1个。9月27日，刚进村时候，保镖们还很警觉地执行任务，一直在王文忠周围。“我在北京从来不用保镖，他们在公司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取钱，二是陪贵客出行。”王文忠上任之前很担心村里的矛盾，“前任的村支书和村民累积了很大的问题，村民们经常上访，而且村里也总是来黑社会”。遭受过威胁的村民，会在自家门口放一把铁锨，“横行霸道的事情多了，大家也报过警，没有用”。

　　“前任村支书占了村里400亩土地，而且把村里的地低价出租出去了。”老百姓抱怨道。在政府没有出台补偿耕地款的政策前，芍药村有很多人有出租自己土地的意愿。“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就把地包给支书，支书因此拿到了大量的地。这3年政策变了，种地有钱补贴，农民想要回耕地，但被支书拒绝。”除了政策变化，前任支书也没有公开过账目，“他出租出去的300亩地，和他自己租的400亩地，说给村里交了1.5万元”。王文忠上任村财政一分钱也没有。

　　芍药村人都相信，只有最有出息的王文忠，能摆平这里的乱，“刚开始修路时候，地基没铺好就来了车子，硬往上开”。王文忠自己骑着摩托车上前阻挡，“对方一看就是黑社会，都理着光头，车上一下子下来4个人，眼瞅要从小挎包里掏刀子。我手一指，‘打他！’我的保镖两拳就把两个人打飞了三四米远”。王文忠说，“我告诉他们，跑到芍药村来欺负我们，以后是不可能了”。这一次的反击使王文忠和芍药村在乡邻间被不断提及。不久惩戒了一次邻村村长的弟弟后，芍药村的治安情况改善了很多，3个保镖回北京公司，只留1个，“因为他呼噜声太大，都赶他去村民家里睡”。不过因为考虑到他会说当地方言，“比较能和村民亲近，可以帮着干干活”。

　　带着一个十几人的“爱心小组”，走在队伍最前头的王文忠进一个婆媳不和的老太太家走访，他的手机不断响起，4次按掉了，耐心听着老太太絮叨:“他们从来不给我钱，过年来了磕个头，还是不给钱，我说你还不如不要来。”王文忠让秘书记录下来，出来走到路上，王文忠才留到队伍的后面，非常客气地把电话打回去说，“我在河北，张姐，实在不好意思，那个事情……”王文忠并没有摆脱掉商人的身份，但他从来不在会议中和与村民说话的时候接手机——直接按掉或交给生活秘书。村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很少有手机响起的情况，唯一一次看到有人在村务会上接手机，是前来视察的区长。“以前手机是响个不停的，接电话的也有。这就和开会迟到一样，我从来都是早10分钟坐在那，并不批评他们，只是在会议上讲，要雷厉风行，很快就没人迟到了。”

　　3个月里的两项工程

　　村里修了1万米左右的水泥公路，5米宽。夜里到达芍药村，周围很多村路都是土路，如果没有车灯，一片漆黑。但是进了芍药村，明显道路宽阔了许多，有的地方不能通车，水泥路面还没有完全干透。而且有了公共用电线路，简易的灯泡安装在两家之间，视线好了。“以后要装路灯的。”村民们已经得到了看得见的好处，把大大小小的烂泥坑变成现在这样。现在，看到个纸屑也会有人捡起来，王文忠的保镖和秘书也都是自己捡，痰渍几乎绝迹。新砌出来的路面和新平整出来的两旁的土地，都散发着神奇的力量，这些不同于往日的崭新的面貌，让村里人的行为都有了改变。

　　“过完年路拓宽到10米，怕太宽天气冷了不好完工。”村民们大清早顶着寒风，在已经很平整的土路上捡掺杂其中的石子和塑料薄膜，不戴手套，全是自发义务来劳动。中间的水泥路看上去已经干透了，但没人踩上去，“两边的土路越细才越好做路基，王书记说过，做事要完美，他是个会做事的人”。有了水泥路，刮风带起的尘土都小了许多。看上去不清除也很平整的土路上，四五个人弓着腰的身影越走越远。

　　两项工程花了80万元。2007年9月21日正式上任，王文忠第二天就请来了施工队，先挖了一口300米左右的深水井，同时开始垫土修路，“让家家都吃上自来水”。因为以前灌溉和生活只能和邻村共用一个井，每半个月放一次水，村民们要把自家所有的储水工具准备好，“水管子是没有用的，还是靠桶和缸”。王文忠来之前，大家也没有对这样的生活有太多抱怨，“我们只觉得前任书记占着地，这就是大山了，谁还顾着想自己要换个活法？”

　　王文忠想过只捐钱，“我也想只要修了路，打了井就行了，花个100万元，以后祖祖辈辈只会记得我的好处，我儿子要是回村，人家会记得他爸爸”。但是他被一个故事吓倒了：“政府发给一个贫困村的耕地用牛，到了过年时来检查，发现根本没人耕地，牛杀了吃了。惰性是必然的。”王文忠说得很清楚，他是为村里“垫资60万元”修路和打井，但同时村民们也反复强调，“书记说等大家都成了百万富翁了再还给他”。王文忠又号召村里人捐了20万元，“我自己捐10万元，最少的有200元的，都写在光荣榜上了”。王文忠不是芍药村唯一的有钱人，有一对号称和王文忠资产齐平的兄弟俩，捐了3万元。“直接给会引出惰性，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有多少钱都是自己血汗挣的，要想让村子整个发展起来，让大家都换个活法，就是要让他们有压力。”

　　支书而非老板的回报

　　3个月过去了，王文忠想开个表彰大会。“芍药村第一届劳动表彰大会，还要请一些明星来演出。我有很多明星朋友，我自己出钱请。”从王文忠上任到现在，“村里种了1万棵树，修路之前，两边房屋的中间全是垃圾，打扫了半个月，还有修路前挖土垫地基，这些全部是600口村民的义务劳动。一分钱报酬也没有”。王文忠说，可以买土，可以请人来种树，“但这样做能带动大家吗？”修路时有个村民刚刚垒好了一堆砖，挡住了路，王文忠让他把砖挪开，“他已经累了一天，不愿意动”。王文忠就开始自己动手搬砖，“当时搬的时候，很多村民来围观，我搬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来了几个小伙子动手一起干。主人自己也加入了”。第一天说修路义务劳动，总共就来了十几个人。王文忠的保镖穿得比他更加体面，永远西装笔挺，“这是他的职业素养，但他也没停止干活”。王文忠自己第一天到村里还穿着价值2万块钱的西装，第二天就换上了牛仔裤和大头靴，“后来义务劳动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自愿的吗？没有人给你们什么承诺吧？”对30岁左右的青年突击队员们讲话的第一句，王文忠就问。“如果用物质作为回报，贪婪就是结果。”王文忠说自己绝不会在村里投资办厂或盖房，“我可以靠关系拉来贷款和投资，但我自己的钱不行，我不能沾村里一分钱”。村民们也都没有对王文忠本人的财富抱有不切实际的冀望。“他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没有指望他投资什么的。书记说了，自己不会沾村里一分钱，就算给他个2000万元当县委书记他也不稀罕。”王文忠不拿每月300块钱工资，“做个小基金，每个月补贴一下贫困户”。在大面上，王文忠的手很紧，但是私底下，他给过钱的有十几家，“一开始有几户抵制义务劳动，他不搭理你，你先搭理他行不行？给钱都是小钱，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村子已经变化了，不能像以前那样活了。这不能让人知道，会有矛盾”。

　　村民代庆松正在准备劳动模范获奖感言。“我从来没得过奖，从小就有病，后来得了尿毒症。”每次见到代庆松，他不是从哪个工地刚回来，就是正在干活。“我以前就是打牌。”对于每个月4500元钱的药费，代庆松完全靠家人养活。“一开始打井的时候，是雨季，还没有路，文忠哥每天一插一插地走到每一家检查。人家那么大家业了。”雨季过后，绝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义务劳动的队伍，代庆松成了干活最扎实的一个。“是真干，不是架子活。”王文忠带着“爱心小组”去了十几户贫困家庭，没有人说自己需要帮助。“要是搁以前，我们村是有名的上访村，那逮谁都得控诉半天。”村民说，“现在反而都不好意思了。”

　　富人治村的未来

　　王文忠因为肝和胆的病，回北京打了两星期的点滴，“又回到了早上10点起床，一碗燕窝的生活”。村民们为此议论纷纷，“有人直接给我打电话，觉得我可能撂摊子走人了”。经历了前两个多月的劳动期，芍药村完全变了个样，多了很多记者和外村来串门的人。巨大的欢欣鼓舞之下，王文忠不图钱，反而让村民隐隐担忧。王文忠也觉得不妥，村里一切大小事务都向他汇报，无论听什么话，王文忠的表情都特别认真，很少有放松的时候。村里的锣鼓队买来了鼓，用什么当鼓槌？有人提议用橡树根，然后有关怎么样敲鼓和怎么组建锣鼓队的事情就议论了一小时。王文忠说“以后最好能自己完成的就自己干”。已经到了晚上9点，本来预计要浇完的地还没有浇完，“我觉得是管子有问题，就想让大家别干了，可是看他们的劲头，我觉得不能说，这劲头就是我想要的”。当晚11点，终于完成任务。

　　村子里大块的墙壁上全部是村民自己写的大标语，表达致富的愿望。除此就是一张巨大的“芍药村5～10年规划图”。在图纸上，有很整齐的小住宅楼和工厂的区域。看上去和城市的小区规划一样漂亮。村民说:“能实现，因为王书记有能力。”王文忠觉得村子致富并不难，“这里只有一种货物——皮草”。各种貉子毛和狐狸毛做成的初级产品——白色、灰色的“毛条”，满眼都是。镇上到处是皮草加工或交易公司，靠皮草发家的人不少。村民只要学到些皮毛手艺，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刘素芬的女儿18岁，初中毕业就去皮毛公司打工了，“每年给家里交3万多块钱”。刘素芬的两个女儿结婚后都开了自己的皮毛加工店，“我们村里有手艺，可是学的人并不很多”。二三十岁的男性村民有很多出外打工，只有少数人靠手艺吃饭。一个32岁的村民说，“说实话，出外打工能挣多少钱，根本比不上倒腾皮子，但是以前，一出门一身土，下雨就没路了，也没地种，出去的没人想回来。现在有60多个青年人回来了，一个是参加义务劳动，二是环境好了，比城里还强”。

　　特别具体的经济发展规划在王文忠脑海中尚未成形。“我还没有想那么多，先把环境弄好，下一步当然是招商引资，发挥皮草生意的长项，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水到渠成的。”道路和水都是最容易做到的，王文忠说:“但我能抓准精神内核，有了这个不愁做不成事。还有就是不贪村里的钱。”村民说:“文忠不懂行，可他认真，他要不认真，也弄不了这些钱。他有一个叫做标准的东西，路上一点小凹，线路有一点不整齐，他都要返工。他说富人治村，我们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