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命运转折不是法治的结果

　　滕朝阳

　　陕西省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高勇的命运似乎发生了“逆转”。去年年底，为落实国家对贫困生的补助款，他追着县长签字，被该县教育局勒令停职检查并向县长道歉，公安局也以“妨碍公务”为由对其作出行政拘留7天暂缓处理的处罚。而1月4日，在陕西榆林市委书记等主要领导的干预下，对高勇的处分撤销，县长等人向高勇道歉。

　　以当下的国情而论，对这样的结果，高勇校长的确应当感激涕零。先前无端强加给自己的处分被撤销了，先前不可一世的县长等人向自己道歉了，老实说，这样的“机遇”，不是每一位公民都能碰到的。照理，这一事件至此就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但作为局外人，我仍觉得此事意味深长，仅仅因为“冒犯”县长就被处分、拘留的土壤似亦未被消除。

　　县长等人向高勇道歉，证明高勇此前的行为并无过错。一个并无任何过错的公民，竟然在一夜之间接二连三遭受来自组织和专政机关的处罚，这样的遭遇令人不寒而栗，也从反面证明了公民主张合法权益的脆弱性，证明了公权力仍在几乎不受制约的轨道上运行。得到道歉，或许能给高勇以精神抚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高勇应有的社会评价，但恐怕很难抚平他精神上的创伤。以后，他还有没有追着县长一类“大人物”签字办事的勇气，应是一个未知数。我不认为他以及当地其他公民，能够从他的事件中受到正面激励，因为这一个案并未触动坚硬的现实，甚至连现代行政意义上的应有赔偿也未提上议事日程。生活恐怕还如同昨天一样地继续。

　　高勇摸了老虎的屁股，现在看起来毫发无损，但又有几个人有他这样侥幸，能碰到勇于打虎的英雄呢？而正如你我所知，与老虎相比，打虎英雄还是少得可怜。就算打虎英雄比现在要多上十倍，也还是靠不住。高勇命运的转折，不是法治实现的结果，而是更高权力介入的结果，这就是这一出悲喜剧的实质。不能说上级领导和上级机关直接解决下级的具体问题毫无意义，但与上级推动既定制度的落实相比，后者或许离法治更近而离人治更远，因而也更具变革现实的本质力量。约束惩戒官员的制度可谓林立，但迄今为止，那些在高勇事件中涉嫌滥用职权的官员，并未受到源自制度的应有惩罚，他们只给出了一个来自上级压力而未必发自内心的道歉。也因此，人们只看到上级之于下级的绝对权威，而看不到制度的力量，制度仿佛在休眠。

　　高勇是遗憾的，因为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不可能成为行政转向法治的标志；高勇又是幸运的，因为他获得了传统治理框架中传统意义上的胜利，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见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