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干预只会让人更紊乱
记者 石磊
访谈嘉宾：
彭澎博士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小富而焦虑
南都周刊：快过年了，好多人希望自己钱包鼓鼓的过个肥年，可再回头看看2007年，摸着钱包心里又有种焦虑的不踏实，您能不能理解这种心态？
彭澎：这种心态反映了小富心态。
但我们还是属于小富，温饱型的小康，刚刚有点节余，钱并不多，要想赶上物价的通胀增长率，使钱包不缩水还有些吃力。而资本市场的起伏又让人琢磨不透。钱到底放在哪里才稳妥呢？如果不放在哪里好像又跟不上通胀的发展，放股市，风险又太大，楼市吧，国家又在打压，这样人变得无所适从，所以焦虑。
南都周刊：我们要面对的这种焦虑状态，是经济发展必然要出现的结果吗？
彭澎：是不是必然的很难说，起码它出现了，存在就是合理的。
我们要从好几个层面分析。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离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过程，我们的目标是要在2010年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现在来看，并不能保证在2010年的时候市场经济体系就完善了，因为还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
像今天电台里还说，为了控制物价又搬出了行政手段，勒令这个不准涨那个不准涨，政府采取价格杠杆的手段老是不见效，像屡次加息，提高存款保证金都没有效，就只好采取行政手段来压物价。你看我们的CPI一公布就加息，但是加了息也压不住物价。
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不仅是政府的干预手段，社会心理也需要调整。比如说明明加息了股市反而又涨，跟经济手段是完全对着来。这说明大家的心理还不是不完全市场化的健康心理。炒股的人最有体会，之前就吊高炒，利好的消息一公布反而见光死，这是因为有一种严重的投机心理很普遍。
南都周刊：其实很多人完全预料不到2007年有这么多经济事件发生，他们的焦虑心态，会有什么破坏性吗？
彭澎：焦虑会影响人们有什么行为方式？我揣测吧，这种焦虑会导致人们采取非理性的行为。一种是逃避，物价怎样我也看不准，股市我也不去，楼市也不去，我也不费这个神，这是可能的行为。
另一种比较冒进，一看这么一种走势，想方设法抓住一些暴利的机会，想在起伏不定的价格状况下暴发，反而刺激了非理性的行为和一夜暴富的期待，会刺激一些人铤而走险，从事高风险高投机性的投资品种。
南都周刊：这样的行为更让我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回归到理性市场经济。
彭澎：逃避和非理性都不是正常的，焦虑感会造成人全身不协调，内分泌紊乱，会出现非理性的行为。如果大家没有这种焦虑感，平平和和地，那就拿一点资金玩一些股票，无所谓，会理智地选择合适自己的投资产品。
南都周刊：2007年发生这么多重大经济事件，如果让您把目光拉远一点再看回这年，您怎么看这些事件的出现？
彭澎：2007年是各种价格变动比较大的年份，价格暴涨引起了全民性的投资行为，大家把银行存款大搬家，搬到楼市、股市。这之前，多少年来，我们都说，中国庞大的银行存款是笼中的老虎，这只老虎一旦放出来不得了。2007年就是这只老虎出笼了，一出笼就到处咬，咬房子咬股票。
如果要分群体来讲的话，工薪族，中低收入的，受以肉食或者食品价格为代表的物价影响比较大。白领、管理层受房价影响比较大，再有一种是稍富裕阶层，少有上百万投在股市的，受股市影响比较大。不同群体焦虑的方向不同，社会到了这个阶段，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不会全民都在考虑同样的荷包的来源。
要防个人利益影响决策
南都周刊：这半年来政府政策相当密集，之所以密就是因为没想象中有效，现在行政手段又来参与了，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能多有用呢？
彭澎：行政干预应该是最直截了当的有效手段。行政干预有个特点，它是疾风暴雨似的，很有效，但后遗症比较大，破坏性比较大。因为它不属于市场行为，它突然干预了，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体系完全紊乱了。
举个例子，油价不能提，但是石油进口很贵，于是政府补贴了，就扯用了其它的财政经费，就会影响到投放在基础设施、教育、扶贫方面的经费。本来控制物价就是怕贫困群体受损失，但最后财政经费动用了，还是在其他方面又影响了他们，无非是老百姓更容易感受到物价的变化，所以行政干预先解决这块，但留下的后遗症很大。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政府在出台一系列政策，有没有一些拍脑袋的行为？
彭澎：具体说出印花税这种措施，我相信是听了专家意见的。影响决策层的有一批专家，如果说全都是独立客观的专家那又很好，最大的忧虑是经济学家有利益掺杂在里面。不一定说是完全授意于某个老板让他怎么说，而是他本身代表了一种利益，因为他经常为上市公司做独立董事，因为他的家属可能也在炒某只股票，他发表的言论就不是纯独立客观的。
这里面有个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关系，民主决策也可能会选个坏蛋出来，希特勒就是选票选出来的，怎么样保持科学理性的决策程序，有很多东西要考虑，还有个慢慢不断改进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是政府努力的方向吗？
彭澎：对。像美国股市的预期基本上跟经济走势是相关的。不像我们的印花税，半夜来一下，有与股民为敌的心态，好像要算计一下股民一样，这种做法让人措手不及，这就是不理性的行为。
南都周刊：有没有可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把公众预期纳入考量因素里？
彭澎：从程序上讲，我们有价格法，有听证会。但是像有些人说的，听证会成了“听涨会”。我觉得，社会要形成对某些商品价格合不合理的征询会、咨询会，当然也要听行业协会的意见，体现行业利益，也要听听消费者的意见，听听专家的意见，可以通过这些体现民意和专业人士意见的活动，达成一种共识。
致富光荣思路或需改变
南都周刊：看来我们老百姓也只能适应这样的现状，要是让你给点建议，大家该怎么调整心态，接受这样的变化？
彭澎：从立竿见影的做法来说，既然价格无法预期，变化非常快，我们要加强理财，加强对家庭开支的控制，不要浪费，理性消费。这是非常机械的做法。
第二种属于有一定建设性的做法，是向政府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收入确实难以承担物价变动之重，就应该要求政府干预，要么提高补贴，要么提高工资收入，要保障大家不要因为经济发展反而生活水平倒退。这是第二个层面要建构的。
第三个层面，属于社会心理或者说中华文明层面的重构。我前后在美国呆了三年，看到有许多美国人过得很节约，不奢华，精神生活充沛。我们中国现在是全民的拜金主义，说好听是致富光荣，说不好听就是唯利是图，追求的是豪华，动不动吃饭一大桌子菜，没吃又端下去了，很浪费，这种物价怎么不高啊？每个中国人消耗很高的，还不说工业生产的消耗，这不是一般的层面能解决的。所以我提出要建一个新型的中华文明。
中国现在崛起，但又是个暴富形象，要么就是中国的传统文明。新型文明是什么呢？应该是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南都周刊：听起来，您鼓励大家过上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其实对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
彭澎：嗯。对。说到这个层面，一种文明生活方式的形成不是口号。
南都周刊：过上文明生活方式的那一天，我们经济社会的乱也会被厘清。
彭澎：是这样的。但这个过程绝对相当漫长，不是一两天能改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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