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涨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虽是戏称，但也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工资的调节要考虑多数人利益——
“到2020年，工资总额有3～4倍的提高空间，人均工资约有2.4～3.2倍的增长。
”1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文跃然在“2008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上的演讲，激起了现场千人阵阵掌声。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曾表示：“2009年，劳动力需求将超过农村劳动力的供应，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工资有望升高。”
专家们的预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近年来职工工资增长太慢。特别是在物价飞速上涨面前，虽然工资也涨了，但对多数普通职工而言，实在是“没感觉”。希望“眉毛”能够涨快点
“房价涨，猪肉涨，可我工资增长的速度却像蜗牛一样。”王佳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每月的收入不到3000元。她抱怨道，和5年前相比，工资实际在变相缩水。
许多网友在网上戏称，如今是“物价涨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陈斯毅在调研中发现，为数众多的企业生产一线工人，工资水平多年来没有显著增长。
珠三角的一位普通农民工，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真实的福利和待遇。2000年起，他辗转东莞、深圳等地，先后进了10多家工厂。2005年8月，他来到深圳的一家港企。他“晒”出了每月的标准工资单：“基本工资572元，加班工资5.5元/小时，每月加班时间32个小时左右，每月工资合计约为748元，扣除200元伙食费，每月实际收入仅为548元。”与他之前跳槽的数家企业相比，这已是工资水平较高的一家。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无可奈何地说，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常常被一些企业视作最高工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显示，1990年～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到41.2%，降低了12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力价值长期被低估，不但造成了利润挤压工资现象的普遍存在，还导致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整个国家产业利润与竞争力计算机制不合理。“我们的许多产业看上去赚钱，但事实上并不赚钱，因为计算基础本身就是错的。”文跃然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会上直言：简单掠夺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时代应该终结了。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已是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跃然认为，建立一个高工资支付的经济，而不是一个工资节省的经济，对我国更加有利。曾湘泉表示，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最有效、最具有强制性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法。多数人为何没感到“钱包鼓了”
“工资应该涨，也有空间涨。”文跃然的话说到了许多人的心坎上。当前，显然没有比“涨工资”更为利好的消息了。但是，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包能不能“真正鼓起来”。
2007年7月初，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薪酬论坛指出：2002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422元，到2006年达到21001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12%，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但同时，中国青年报一项民意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百姓都不认为“自己涨了工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占被调查者的95%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20年来，居民收入的确在增长，从绝对数看，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上升到2005年的18405元，增长近30倍。
文跃然认为，“这是一个心理感受问题”。他解释说，一方面是工资增长没有消费支付能力增长快。另外一方面是我国的工资制度固定部分少，奖金多。总量可能增长，固定部分没涨，老百姓可能就感觉没涨。
还有一点是，伴随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企业。
2006年7月11日，由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家企业员工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至4倍。
“在国外，也存在一些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例如，美国的会计、律师、医生等，但是这些行业本身就是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相比之下，国内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石油、电力、煤炭、烟草等，相当一部分都受益于政策性垄断。”文跃然说。
华东师范大学余南平教授说，“经济增长过热或者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中低收入群体。这类人群的收入增长很难跟上物价飞涨的脚步。”因此，有学者呼吁，工资增长应该主要向那些低收入者倾斜。诸多劳资政策限制仍需破解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已经被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日前也透露，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的社会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机制的《工资条例》正在起草中。
曾湘泉乐观地预期，《条例》在年内出台“基本上已经不再是悬念”。
《条例》之外，当前许多劳资政策的限制亦成为需要破除的藩篱。
在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增长恒定的情况下，税负增长过快，就会两相抵消，公众收入增速就自然会感觉相应放慢。而更多的民营企业即使想给员工加薪，也受到税收制度的困扰。目前所实行的计税工资个人所得与企业所得双重征税，某种程度上变相鼓励企业追求利润，压低工资，这是实际工资增长跟不上利润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税收制度的变化要看财政、劳动、税务等部门以及社会有关方面的协调情况。”文跃然说。
曾湘泉认为，目前地方政府没有增加工资的动力，这个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他说，地方政府竞相压低劳动力价格，以此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如果不改变这种政绩考核指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不会有出路。”
在工资分配当中，“资强劳弱”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已经习惯了工资由老板说了算。老板不答应加工资，我也无可奈何。”王佳说。全国总工会一直在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陈斯毅表示，这是解决部分职工工资增长缓慢问题的重要机制。然而，尽管试行已有7年时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其中只有10%的企业做的比较彻底。”孔祥鸿粗略估计。希望完善相关法律细则，将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成为许多政府官员和工会干部的期待。
此前，为促进企业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劳动保障部门曾督促各地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不但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最低工资的核算方法也应改进。”曾湘泉主张借鉴国际经验，改计月工资为计时工资，因为这有利于低收入群体。他说，“收入越低的群体，其劳动时间越长，而且报酬越得不到保障，因此，实行计时工资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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