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我自己就是“兔子”

约翰-厄普代克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约翰-厄普代克近照

《兔子，跑吧》中译本封面

　　约翰-厄普代克：我自己就是“兔子”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获过两次普立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国家书评协会奖等各项图书大奖。然而半个多世纪来，他的文学成就、他对性和宗教的态度始终备受争议。他最著名的作品《兔子四部曲》中译本，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一个作家活得太长、写得太多大概不是什么好事。约翰•厄普代克作为美国文坛的常青树，就老是被我的朋友们戏称为“垃圾桶”，50 年来的《纽约客》、《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到处有他的文章，而且不挑不拣什么都写，跟垃圾桶一样随处可见稀松平常。

　　厄普代克成名很早，22 岁便开始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获得过两次普立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国家书评协会奖等各项图书大奖；他的《兔子四部曲》两年前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过去25年中出版的最佳美国小说”之一，有人称之为“美国断代史”，有人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灵魂写照”，《泰晤士报》的安东尼•奎顿则称：“该系列小说全面展示了厄普代克作为观察者和描述者的卓越天赋。它们达到的是一种成为美国社会史和情感史的高度。”

　　兔子

　　1960 年，《兔子四部曲》第一部《兔子，跑吧》(Rabbit，Run)问世，描写一个年轻人哈利因为不满平庸的生活而离家出走不断逃跑的经历。在之后的30 多年中，厄普代克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兔子归来》(Rabbit Redux)、《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一部好过一部，勾勒了“兔子”哈利的一生。“兔子这个人物对我来说代表着身边的人理解美国的方式，我通过兔子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常常要比我自己看到的更值得讲述。”厄普代克如是说，“人们常常问我兔子会怎么看‘9•11 事件’，兔子会怎么看小布什，这我可说不准。我让他死了。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我50 多岁的时候就决定先把他解决了，省得万一哪天我死了他还悬着。不过我觉得兔子可能会支持政府打伊拉克，就像他当年支持越战那样。如果他活着，他大概会住在佛罗里达州，在车上贴星条粘纸；‘9•11’之后，他肯定会插小国旗的。他老婆可能会有些疑虑。”

　　在出版《兔子四部曲》的克瑙夫出版社工作了40 多年的朱迪斯•琼斯对兔子的死很不满：“虽然我既不想住在哈利的隔壁也不想跟他吃饭，但我就是喜欢读他的故事。约翰总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哪怕对哈利这样一个庸人甚至一个讨厌的人，他也充满了同情，他从不会鄙视自己笔下的人物。”《兔子四部曲》中充斥着性描写，这也是厄普代克小说的一大特色。《兔子，跑吧》出版时美国社会整体氛围极为保守，《裸体午餐》、《北回归线》这样的书都因为害怕惹官司而不敢贸然出版。《兔子，跑吧》里光对妓女鲁丝就有长达8 页的描写，出版时自然需要格外小心。据说厄普代克很担心《兔子》给自己招来官司然后输得精光，留下4个孩子喝西北风。他还特意嘱咐出版商阿尔弗来德•克瑙夫：“也许你应该找个律师来检查下书里的色情段落。”等到克瑙夫找来律师时，厄普代克却说：“我这会儿来不了，我在暑期主日学校(按：Sunday School，教会为向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在星期天开办的学校)教课呢。”性与宗教，统统是厄普代克的大主题，在这里打了个小小的照面。

　　女人

　　热爱八卦的朋友敦促我：“你去考证一下厄普代克到底有多少女人。他书里那么多性描写，估计没有过一打女人是写不出来的。”我倒宁愿相信厄普代克笔下的性事是出于想象。他承认暗恋过桃丽丝•黛(Doris Day)，也梦想过拥有埃尔罗•弗林(Errol Flynn)的男性气魄，但他从6 岁起就深受牛皮癣的困扰，羞于见人，这种痼疾令人“感到有一种异物在侵蚀你的身体，把你从健康幸福的正常人群中分离出来”。厄普代克曾自嘲“文艺阳光先生”，不光是指自己的好脾气，也指为了治疗牛皮癣而不停地晒太阳。他一直将这种病视为残疾，“有这种残疾，是很丢人的。这逼得我要比平时更冒险、更大胆。我心底里是个谨慎、保守的人，如果不是皮肤病，我也许永远不用离开纽约，在《纽约客》编辑部养老就好。但有了这种病我就得离开工作的城市，去有阳光的地方，去海滩，靠当自由撰稿人养活自己”。结果太阳晒得太多，他又得了皮肤癌。

　　对外貌的极度自卑影响了他看女人的眼光。比起许多热衷于赞美女性的作家来说，厄普代克对女人并没有多少亲近感。他自称写作时感觉时间过得飞快，而帮老婆打理花园时则觉得度日如年。他笔下的女性要么爱吃醋要么爱报复，要么幼稚要么极端，以至于有人说“我绝不想跟厄普代克笔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共度一生”；他的性描写不是嫖妓就是通奸甚至公媳乱伦，少有正常和谐的夫妻关系。我想，在生活中，厄普代克不会是个特别招女人喜欢的男人，至少不太会招看过他书的女人喜欢。1968 年的小说《夫妻们》(Couples)描写了小镇中产阶级家庭组织的换妻派对，令他荣登当年4 月26 日《时代》周刊的封面，大标题赫然印着“通奸社会”(The Adulterous Society)。2005 年他的小说《村庄》(Villages)入围英国老牌文学杂志《文学评论》一年一度的“最差性爱描写奖”长名单，小说中通奸的主人公这样赞美情人的私处：“它一点儿也不像菲利丝那儿。这个更滑、更简单些，体液没那么稠，不像酱汁，倒更像冻胶。”还好，这段描写最终不敌盖尔斯•克伦的《温克勒》，没有得奖。

　　厄普代克将性、宗教、艺术称为三种伟大的秘密。每到周日早晨该去教堂的时候，他就会心急。“没有宗教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像缺了一种维度。你也许会说维度只是一种幻象，但人们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千年。”他认为自己的艺术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同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创造力是来自上帝的礼物，所以应该通过信仰上帝去报答。他成名了，他富有了，他比绝大多数人都幸运，如果还不心存感激，似乎有些忘恩负义。所以他爱引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自况：“如果人能够相信上帝，日子就会过得舒心愉悦；他们有未来的憧憬，受到崇高的感召。”说老实话，厄普代克让我想起了20 世纪中期著名的色情海报女郎贝蒂•佩姬(Betty Page)，她笃信上帝，却也不惮于在镜头前颠倒众生。当别人问起她这其中的矛盾时，她无辜地眨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说：“上帝赐给了我这种天分，难道我不该好好运用吗？”

　　风头

　　《纽约客》撰稿人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从少年时代便崇拜厄普代克，盛赞他是“亨利•詹姆斯之后头一位高产高质的美国作家”。同厄普代克交往多年的《纽约客》编辑罗杰•安捷尔说：“约翰很喜欢跟年轻作家竞争，20 年来他一直感觉自己再也写不出短篇了。但是只要我一提哪个棒小伙子写了个好故事，他会说‘是吗’，然后立马在几周内发给我一个精彩的短篇。”厄普代克自己则说：“我不是个好老师，因为我不想真心鼓励年轻作家。让他们失望低落默默无名，这才是我的座右铭。会有女明星去鼓励年轻女演员吗？没有。你不会想让年轻女人挤进来盖过你的风头。”

　　讨厌他的人不在少数。著名作家、社会批评家戈尔•维达尔(GoreVidal)说他“匠气重”，犹太知识分子杂志《评论》的前总编诺曼•波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的风凉话则更伤人：“我在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的职业生涯中对很多事情感到纳闷，其中一桩就是约翰•厄普代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厄普代克恶作剧式的回应便是在小说《贝克》(1970 年)和《贝克归来》(1982 年)中塑造了一位犹太作家英雄亨利•贝克，不遗余力加以调侃。

　　对于恶评，厄普代克只能耸耸肩。“我有什么办法，那可能只取决于写书评的晚饭吃得好不好，都是些非理性因素。所以我写书评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缓和受到恶评时被伤害的自尊心。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公正的评论。”

　　访谈精选

　　Q：你是怎么决定成为一个作家的？

　　A：我母亲想当作家，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看她坐在打字机旁敲敲打打。虽然我小时候最喜欢画画，但估计当作家的念头这时已经钻进我脑子里了。

　　Q：你的名字多年来一直同《纽约客》连在一起，你对此有何感想？

　　A：很高兴。12岁时阿姨给我订了份《纽约客》，作为圣诞礼物，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杂志。1954年他们刊登了我的诗和小故事，这可是我文学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编辑的细心程度以及他们对喜爱作品的感激程度是其它杂志所无法相比的。我也喜欢他们的版式—在文章结尾处署名，所有人的字号都一样大。

　　Q：有一次你在谈《兔子，跑吧》时说过，开始写小说时想描写一种战战兢兢躲躲藏藏的生活。你为什么对这种生活如此有兴趣？

　　A：在1959年的美国社会，我身边这种胆小的人多的是。我自己内心也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和躲闪。这种人靠不住，不会作承诺，在社会中不会全力以赴。我把哈利想象成一个打篮球的小伙子，当时在高中里每个人都想当篮球明星。你有运动员的潜力，长得又高，心里觉得自己到18岁一定能成个人物，结果到了那时却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于是哈利蓄积了许多特性，甚至有了“兔子”的外号。兔子东躲西藏，兔子性欲旺盛，兔子紧张，兔子喜欢草地和蔬菜。他的形象这样触手可及，我对他的神经反应、说话方式都成竹于胸，也许多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Q：从50年前开始写“兔子系列”时起，你就试图调和人类渴望终身伴侣和对性自由的不时之需之间的关系。你现在有结论了吗？

　　A：人脑是很好奇的，所以要人类带着这样的大脑去安于一夫一妻制是很困难的。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的选择，因为容易管理。然而我一生中见识了很多婚姻的破裂(60年代之前之后都有)，因为每个人(不光是年轻人，中年人也一样)都觉得有权利拓宽自己的性口味。富人更是如此。弗洛伊德将幸福和性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你床上好，你就好。但这种性满足是很难达到的。即便你达到了一次，它也会很快溜走，所以持续的不幸福成了我们生活的特征。

　　Q：你太太对你的小说有何反应？《时代》有一次引用你的话说她从来不会完全肯定你的小说？

　　A：玛丽是个很难得的敏锐的读者，她几乎总是对的。如果我在小说中保留了她不欣赏的写法，也是因为我内心爱开玩笑、鲁莽的一面在作怪。通常我只在完成或卡壳的时候才会让她看，我从来不会贬低她的意见，她对提升我的写作很有一套。

　　Q：暴力在你的小说里是缺席的，有评论认为这影响了小说的写实性，因为我们的世界中有很多暴力存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A：我的生活里就没有暴力。我没打过仗，连架也没打过。我不认为一个和平的人应该在小说里假装暴力。纳博科夫写的那种血淋淋的事情，对我来说更像文学而不是生活。我对我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温情，不允许自己对他们施暴。如果有一天大屠杀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我肯定自己能够提高表述暴力的能力；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要为了时髦的幻想而滥用在出版业中的特权。(文 / 盛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