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改革是民、官、学的共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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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民众早就在土地产权制度、自治、民主制度、财政等领域进行着自发的创新，并不断突破旧规则，确立新规则，民众的这些创新活动已经指出了制度变革的路径

　　从1978年算起，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所有人都承认，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直观的变化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民众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这些看得见的统计数字背后，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个人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今天，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农民可以到城市做生意，一个城市的人也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做工。人们可以拥有各种财产，开办工厂。正是这种扩展，推动了经济与财富的增长，也促使社会多元化。

　　与此相适应，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建立法治政府已成为共识，民主在不同的层面扩展。大量享有房屋产权的业主开始追求业主自治，乡村则建立起初步的村民自治制度。在网络空间，人们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也一次一次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凡此种种巨变，乃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具体来说，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向着自由、民主、法治、繁荣方向的多次变革，都遵循了一个基本模式：普通民众或基层政府自发地突破旧体制，试验一些新的替代性制度。此后，民众的这些自发创新由学界赋予理论正当性，政府予以认可，变成政策、法律，甚至推动宪法修订。旧规则之废除、新制度之确立，自然扩展了人们的自由、权利，社会固有的活力得到释放。

　　改革之所以常常始于民众，乃是因为，不合理的旧规则直接侵害的往往是民众利益，他们必然自发地寻求绕开旧规则或者突破旧规则，创造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

　　这些新规则当然不合乎原有的政策、法律。改革过程中的每一次思想、观念、政策乃至立法、修宪争论，也正是因此而起的，其实质都是，究竟是用僵化的规则继续强制束缚民众，还是让规则顺应民众？在这样的争论过程中，开明的学界、舆论只是重复一个相同观点：解放思想，顺应民众。

　　民众自发进行、并获得学界支持的规则创新活动构成了改革的基础，而改革能否启动，要看各级政府是否能够突破旧的束缚，容许民众与基层政府进行规则创新，能否抓住适当时机承认民众自发创新的规则，将其变成政策、法律、宪法。如果有所谓改革共识的话，核心就是这一点——是政府、民众、学界的良性合作、互动推动了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思想解放”，更多地是对各级决策者而言的。民众突破旧规则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获得了一定改革红利的人们会产生更强烈的愿望。但是，并不是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决策者都能对民众的规则创新活动作出良性回应。不合理的旧规则依然束缚着某些领域，从而形成了改革的不均衡格局。

　　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可以发现：学界及时地发现民众的规则创新活动并打破意识形态禁区对其提供论证，决策者及时作出良性回应，改革就会顺利进行。反之，政府对民众的创新努力反应迟钝，改革就陷入停滞。

　　甚至还存在一种更糟糕的情形：学界或决策者基于利益考虑或理性的自负无视民众的创新，所谓的“改革”就反而损害了民众的权益。可能正是这后两种情形，导致了近些年来弥漫于民众、学界的“改革疲劳症”，有些人甚至对“改革”本身产生了怀疑，认为改革只会损害自己的权益。

　　改革尽管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但还远未完成。一些困扰中国稳定繁荣的根本问题是有待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的。而这些制度创新的萌芽事实上已经由民众培植出来了。近些年来，民众早就在土地产权制度、自治、民主制度、财政等领域进行着自发的创新，并不断突破旧规则，确立新规则，比如业主寻求更大程度的自治，农村在自治、土地等领域也有不少创新，基层人大代表在选举中也强化竞争性等等。民众的这些创新活动已经指出了制度变革的路径。

　　改革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民、学、官等社会各力量主体在规则变革问题上能否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乃是改革成败之关键。民众进行创新的地方，必然是其权利意识最成熟、利害关系也最突出的地方。积极地对民众的创新作出回应，可有效化解改革不均衡所导致的紧张，相对平稳地完成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