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我总觉得现代文学成就不高

　　《望东方周刊》记者何映宇/上海报道

　　钱谷融:我总觉得现代文学成就不高

　　柯庆施当年点名说,上海高教界要留两只“活老虎”,一只是我,一只是复旦大学的美学家蒋孔阳

　　“我是不恭的很了。”今年虚龄90的钱谷融教授头戴一顶黑色帽子,一边下棋,一边对本刊记者开玩笑地说。

　　本刊记者走进位于师大二村的钱老住所时,他正与华东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华师大”)中文系教授殷国明先生在阳台上下象棋。他给记者泡了一杯茶,继续下棋。

　　他边下棋边对本刊记者说,“文革”前,一个上海交大的朋友,常来他家下棋,“文革”开始时,造反派问他们是不是在“串联”,钱老答说我们就下棋,不谈国事。躲过一劫。

　　“王晓明来的时候也下棋。晓明下得很好,我最差。你今天凑巧看到了我赢棋。”赢了棋的他朗声大笑。

　　钱老的屋子不大,堆满了书,以古籍和现代文学作品集、资料为多,一套《鲁迅全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作为知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钱老说自己并不怎么喜欢现代文学,实在是被逼无奈,才走上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教学之路。

　　1957年,38岁的钱谷融发表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反右”后被当作上海高教界两只“活老虎”之一,留校接受教育。不久又因为写作《〈雷雨〉人物谈》再次挨批。 那时,钱谷融给学生讲完课,下课刚离去,就会有“革命”教师上台“消毒”。

　　“文革”期间,钱谷融戴着“反动学术权威”、“老牌修正主义”及“漏网‘右派’”三顶帽子被遣送苏北大丰农场改造。对这三顶“帽子”,2007年他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幽默地一一辩驳:“‘反动学术权威’,我还是个讲师,够不上。‘老牌修正主义’,我又不是党员,也够不上。这个漏网‘右派’,还可以算得上。”

　　他只是想求真、向善、重美,但却不可能。他不是那种峻急刚烈的人,所以他选择沉默。

　　劫后余生,他感慨地说:“十年浩劫,许多人被逼含冤死去,我总算幸存下来了。像我这样适应性差的人能坚持下来,算是福气了。”

　　“文革”结束后的文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在上海,上海的半壁江山在华师大。而许多知名文学批评家都出自钱先生门下:王晓明、许子东、胡河清、吴俊、李?都是他的学生。

　　问钱先生教学生有什么秘诀,他说:“我运气好啊。研究生是来料加工,来的料都是好料,我自然也沾了光。我有个优点,就是不束缚学生,不强迫他们怎么怎么样,让他们自己考虑问题、自由发展。”

　　90高寿的他说自己长寿的秘诀是“不怎么劳心”,“我懒,无能加懒惰,可以不做的我就不做,可以不写我就不写。”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是钱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一开始,他也觉得导师“确实是懒了一些”,为什么写得这么少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知道,钱先生读大学时曾写过许多颇具风致的古典骈文,王晓明突然发现,淡泊名利,生性谦和,并不表示他不曾有过热烈的理想。

　　“他对人生采取的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他的痛苦的深广。” 王晓明说。

　　初入华师大

　　1951年7月,出于培养师资力量的需要,教育部决定以光华、大夏两大学为基础,同时将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同济大学动植物系、复旦大学教育系、沪江大学音乐系合并入内,成立华东师范大学。

　　当时,丽娃河(华师大校内的一条小河,与未名湖之于北大一样,是华师大的标志之一)畔的华东师范大学虽然校舍简陋,却风景秀丽。

　　30多岁的钱谷融来到这所新成立的大学的中文系任教,他回忆说,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年纪轻,并不觉得有任何问题。他常常漫步在丽娃河边,和朋友们谈诗论艺,下棋聊天。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大将,被鲁迅批评过,当时迷上了古籍和金石,深居简出。钱先生常去拜访他,和这位自称开着“东南西北”四扇窗的前辈作家无所不谈。

　　《望东方周刊》：你是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的,读书时学的是古典文学吗?

　　钱谷融:当时没有现代文学课程,白话文不能进我们学校的课堂。我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是蔡元培的学生,和罗家伦、傅斯年是同班同学。

　　《望东方周刊》：毕业后就去大学教书吗?

　　钱谷融: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后来去交通大学,教了八年,先是在重庆,然后搬回上海。大概从1950年开始,交通大学就没有国文了。到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前夕,我就想走了,想去南昌找工作。后来有人告诉我不要走,说上海要成立一个华东师范大学,我可以去教中文。

　　《望东方周刊》：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和你是好朋友吧?

　　钱谷融:我一开始不认识他,到了华师大以后才与他结识。他因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都教过书,是名作家、名教授,所以请他来当系主任。

　　许先生是一个忠厚长者,本来华师大党委书记对他也很尊重,每个星期总要来看他一两次。后来反右,上海的“一把手”柯庆施点名把许杰打成“右派”,党委书记对他马上就冷淡下来了。

　　《望东方周刊》：刚成立中文系时你教什么课?

　　钱谷融:现代文学。但我从来也不喜欢现代文学,我跟系领导说我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可以教,他们说这两门课都有人教了,让我教“现代理论文选”——当时教育部规定要上这么一门课。许杰也不知道要上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拿了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去上课。

　　到1956年,这门课没有了,改上现代文学课,我就教现代文学。

　　两篇文章让他成为“活老虎”

　　完成于1957年2月,发表于同年5月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是1949年之后文学理论界对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的系统表述。在这篇文章中,钱谷融大胆批评了“工具论”——将文学当作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

　　钱谷融没想到,这篇文章的发表居然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给他自己带来了苦难。

　　1959年,他又用“文学是人学”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写了《〈雷雨〉人物谈》。再次引来如潮的批判。

　　2005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钱谷融再次重申自己“文学是人学”的基本立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

　　《望东方周刊》：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反右,还是“双百方针”政策之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反对你呢?

　　钱谷融:我发表这篇文章是在1957年5月,在一个讨论会上,全国各地的学生来华师大开会。在会上我宣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有人反对了。除了我的学生陈伯海,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陈伯海只是旁听,见到所有人都批判我,就出来为我辩护几句。

　　《望东方周刊》：许杰先生什么态度?

　　钱谷融:他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没有参加这个会。大会主席是施蛰存。

　　我有个开场白,说我有点文学方面的心得,但一直不敢拿出来。就像我有个老婆,但是我又有了新的恋爱,对原来的老婆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呢,我又不敢公开。

　　施蛰存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听“三角恋爱”。

　　《望东方周刊》：文章又是怎么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

　　钱谷融:有一天,《文艺月报》理论组的一个姓王的编辑和华师大一位教师一起到我家来,那位编辑说他们理论组讨论过了,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准备发表,希望我不要太多改动。有的朋友向我表示祝贺,也有朋友提醒我,说可能是“钓鱼”,但我还是给了他。

　　《望东方周刊》：“反右”之前,上海文学界的风气怎么样?

　　钱谷融:1956年时很开放,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后,非常开放,原来的很多思想都出来了,所以我就写了。到了1957年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一发表,整个风气马上转向。

　　《这是为什么》是6月发表的。我那篇文章是3月写,5月发表的。当时虽然还没开始反右,但我的观点与毛泽东、斯大林的观点都不合,所以不可能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

　　《望东方周刊》：反右开始后,许杰、施蛰存和徐中玉是中文系教授中的三个“右派”,施蛰存和徐中玉先生也是柯庆施点名的吗?

　　钱谷融:这倒不一定。徐中玉的“右派”,是因为他说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

　　《望东方周刊》：我注意到姚文元的《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和钱谷融等辩论》文末注明是1958年1月写的,离你发表文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间他的态度是否也有变化?

　　钱谷融:关于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的态度有两种说法。他是《文艺月报》编辑部的,有人说他一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这话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后来风向变了才改变了立场;另一种说法也就是姚文元后来自己说的,他竭力要求发表我的这篇文章,只是要作为反面教材加以批判,那么他真是火眼金睛了。

　　当时《文艺月报》的发稿权在以群手上,以群是持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论家,他的手比较紧。那一期恰好以群出差了,是唐发的稿。唐很欣赏这篇文章。

　　《望东方周刊》：文艺界当时的情况就是万马齐喑?

　　钱谷融:可以这样说。我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随时可以批判我。

　　《望东方周刊》：你当时心情还是很压抑的吧?

　　钱谷融:当然了,心情很压抑。我当时想,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都打成“右派”,我再打成“右派”,中文系就没有人教课了。

　　但情况可能不是我想的那样。上世纪90年代,我看到陈思和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柯庆施当年点名说,上海高教界要留两只“活老虎”,一只是我,一只是复旦大学的美学家蒋孔阳,不要都是“死老虎”,“活老虎”的教育意义大。所以我才能蒙混过关。

　　《望东方周刊》：但到了1959年,你又用“文学是人学”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写了《〈雷雨〉人物谈》。

　　钱谷融:因为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所以系里又有人动员我写文章,我就写了这个。那是有一次从市里开会回来,看电视里播《雷雨》,演员说话的声音腔调完全不对,曹禺的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味道,我以为总会有人批评它,但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结果又挨批了,先是系里批,后来是全校批。

　　后来,我碰到曹禺,和他聊起这个事情。他说你不要看还可以把电视机关掉,我是一定要看的。那个导演还是位老艺术家,特别打电话给曹禺,说卫星转播,你一定要看,曹禺苦笑着说自己当时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

　　《望东方周刊》：“文革”你是怎么度过的?

　　钱谷融:去了苏北的大丰农场,那地方很苦,1969年我去了六个月。去农场之前,我是华师大的反面教员,是思想右倾、有资产阶级思想,随时要批的“漏网右派”。

　　我总觉得现代文学成就不高

　　“文革”结束后,钱谷融重新开始教学工作。直到1978年,当了36年讲师的他,仍被排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1980年,他直接升为教授。

　　1998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市文学艺术奖授予钱谷融先生,以表彰他在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他对现代文学是有些不满的,他说:“我总觉得现代文学成就不高。”

　　《望东方周刊》：“文革”之后就平反了?

　　钱谷融:也无所谓平反。1969年是从牛棚里解放出来。1979年算是平反,《文艺报》开会,找我去,也没说平反的话,就是我们又可以出来了,又可以发表文章了,报纸也可以报道,就是这样。

　　《望东方周刊》：又重新开始上课了?

　　钱谷融:上课我是一直上的,但我还是反面教员,他们叫我批判周扬,我就批喽。批完之后,他们说:你还是以周扬的观点来批判周扬。

　　《望东方周刊》：你整体上怎样评价中国现代文学?

　　钱谷融:我总觉得现代文学成就不高,也就是鲁迅、曹禺、老舍等少数几个作家还够分量。

　　最关键是指导思想,极左年代里一直把文艺作品视作阶级斗争的武器,反映现实的工具。文学应该是自由的天空,文学是感情与想像的产物。想像是最活跃的思想,有感情则意味着它有现实的依据,不离开现实土壤。

　　文学应该是非常灵动、开阔的,文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乃情致之寄托。

　　《望东方周刊》：对于王晓明先生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你怎么看?

　　钱谷融:文学史一定是可以不断重写的。那也是鉴于以前的文学史不是实事求是的文学史,所以有不断重写的必要。

　　《望东方周刊》：当代的小说你还看吗?现在主要在读什么书?

　　钱谷融:不太看了,偶然听到别人说起,我也会拿来看看。我现在读的是《世说新语》,那个比较短,一段一段,随时翻翻。

　　我读书都是为了自娱,自己寻找快乐,也没有好好写文章,都是别人要我写,我才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