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民主解释法律的预演

　　许霆案：民主解释法律的预演

　　作者:吴情树 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在许霆案判决的急切期待中，各家媒体对“许霆案”也显得沉寂了许多。在冷静下来之后，也许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对许霆的判决结果，即如何定罪量刑的探讨，而是应该以“许霆案”作为一个样本和契机，展开对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法官个人解释）机制的思考，探索中国未来合理的法律解释机制的构建。

　　刑法典是正义的文字表达，为什么针对一个同样的案件事实和同一个法律条文，专家学者、普通民众会与法官有不同的解释，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这主要因为法律是一套规制国家权力和公民行为的规则体系，在这套规则体系中包含着人对某个行为或者现象的好恶、喜怒，体现了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和选择。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以及人生经历、知识结构的不同，都会影响着解释法律的立场和结论。因为“法律的解释不是真理的判断，而是价值或者正义的判断。不同解释的对立，不是像自然科学的对错，事后可以用事实证明孰是孰非。法律世界的解释对立，基本上是价值判断，无法用事实的观察或试验，证明对不对的”。

　　如此看来，在解决“许霆案”过程中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判断结论也就不奇怪了。这个解释、判断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价值观不同碰撞、协商、谈判的民主商谈的过程。

　　传统理论一直认为，法律解释就是解释主体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是解释者与立法者之间的沟通、理解的过程，是立法者的视域与解释者视域之间不同融合的过程，它仅仅是理解和运用法律的一个方法，是法律文本解释的方法论。但近代以来，德国著名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已经将解释学从方法论、认识论推向了本体论，认为，解释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存在本身，法律解释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在法律领域中，法律解释则是体现为各个主体，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专家学者、普通民众之间不断沟通、交流、协商，最后达成最大的共识。而这种沟通是要在理想的对话情境下进行的，自由的新闻媒体、网络世界无非就为沟通提供了理想的对话情境。“许霆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许霆案”的探讨过程中，许多解释主体利用了新闻媒体、网络世界，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的归纳、概括和理解，这是哈贝马斯沟通交往理论在中国法律实践中的一次预演，体现了人们为防范法官独断、恣意地解释法律所做的努力，是为避免出现法治之下的“人治”而发出警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律解释必须走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增加了法官在解释法律上的科学性、民主性与合法性。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两高”几乎垄断了法律解释的权力，只要公布了司法解释，公众包括当事人只有遵守的义务，没有提出质疑的权利，这是对公众解释法律参与权的变相剥夺。2004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续一）（征求意见稿）；2007年11月26日，“两高”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制售假劣药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此后，其他有关部委的法律解释也纷纷效仿，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征求意见稿，鼓励公众参与对法律的解释，开创了民主司法解释的新纪元，调动了公民有序地参与法治建设的热情。

　　因此，在今后的法律解释中，不管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抑或是法官个人的解释，解释者心中都必须永远充满着正义，步伐不停地行走在民意与法律之间，目光不断穿梭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鼓励所有的参与者平等、自由地论证、商谈，才能最终得出科学、合理、民主、合法的解释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