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到界首市人民法院，法院行政办公室负责人得知采访意图后，脸色突变，声称何涛正在开会，便不再出声，随后便走出了办公室，到外面打电话。
几分钟后，他建议记者到界首市委宣传部联系采访事宜。
在界首市委宣传部协调下，记者见到了何涛本人。
“我的问题阜阳市纪委已经给了结论，换届时阜阳市委也都很慎重，我是经过选举的。”或许是宣传部门已经做了他的思想工作，见到记者到来，何涛从办公桌后坐到了记者身边的沙发上，虽然表现热情、坦诚，但眼神中仍然隐藏着一丝不安。
何涛说，这个结论也是经过反复研究磋商的，阜阳纪委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给了他警告处分，他也写了书面检查。他坦言，这个结论是在换届之后才下来的。
“有了这个结论我就可以安心工作了。”何涛脸色凝重，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有人在到处写信告他，结论没下来之前，一直压力很大。
“这是给了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在法院内部大会上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也是犯过错误的人，就看怎么对待了。人生是不平坦的，看从哪个角度看了，一直有人告我，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时时刻刻提醒我，会发狠把工作做好，我堂堂正正做人，让时间、事实去证明自己。”
在界首法院的工作网站上，何涛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自查自纠活动中写了一篇文章——《剖析问题要到位》。在这篇文章中，何涛认为，“在剖析问题上，部分干警或多或少存有"三怕"：一怕降低威信；二怕伤和气；三怕抓辫子。”
文章提出，“思想上的毛病和身体上的疾病一样，得之容易除掉难。难就难在有些同志缺乏"刮骨疗毒"的胆识和勇气。”
文章认为，剖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找出教训是为了变成财富，分清责任是为了改进工作，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因此，在剖析过程中，各级要始终掌握政策，讲究方式方法。不能搞无限上纲，也不能苛求大家的认识一下子达到高度统一。
在2007年和2008年连续两年的界首市人代会上，何涛的工作报告中也都提到了要强化从严治警方针，推动法院廉政和风气建设。
“因为犯错误就把一个人彻底否定掉了，那中国社会就不进步了。”何涛说，评价一个人，组织上还是很慎重的，要给评价，给结论，总不能就一直一个逗号“逗”下去。
与何涛的这个“逗号”说法相映成趣的是，1999年，在阜阳中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中，在法官何涛起草的洋洋洒洒15页的判决书中，前四页没有句号，一“逗”到底。但对于这个一“逗”到底的故事，何涛并不是很在意，“那是书记员写的，检查的又不仔细”。
“检查写了多少字？界首法院有人知道你写检查的事吗？他们是否看到你的检查？”
对于记者的这些问题，何涛选择了回避。
何涛表示，对于之前网上的举报，他已经知晓，网上发的那张照片正是他在界首市人民法院网站上的工作照，因此，法院的网站内容也长期没有更新过。之前，他一直担心记者来访，担心归担心，但最终还是来了。
何涛承认，“的确是犯了错误”，网上举报材料中的判决书的内容都是事实。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风气不好，所以犯了错误。逢年过节大家都去，你不去，领导会对你有意见。”
何涛承认，向刘家义14次送了3.2万元，那是犯了错误，但向张自民送的2000块钱，被当作错误揪出来，何涛心有不甘，“太不划算了”。
何涛说，张自民和他岳父是老同事，给他做媒，介绍他们夫妻双方认识，“过节我去看看他不是很正常吗”。
对于当初的行为，何涛认可这是“错误”，但不认可是行贿。
“行贿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利益。”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形成一种良好的关系”，“谁不希望有个进步的机会呢”。
何涛1990年从中南民族大学政法系本科毕业，2000年获得南京大学首届在职法律硕士。言谈中，现年42岁的何涛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是十分满意。
在采访中，何涛也谈及，现在的官场，当官一定要上面有人。他揶揄道，“要是中央有人，我现在都到省里去了。”
他多次向记者表示，自己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法官。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老百姓和干警，看我是不是适合做一个法官。”
“你可以了解一下我的人品，听听社会公众对我的评价。”
何涛不止一次表示，舆论是有好处的，感谢这些告他状的人，这是个警钟，时刻在提醒他。
他同时三次向记者表示，“举报人和我有仇，他动机不纯”。
在记者的追问下，他表示，一名干警因犯错误被处分，因此怀恨在心，“这不是我处理的，是上级部门处理的”，网上的材料是一个企业家的亲戚弄上去的，因为他们输了官司。
“弄来弄去就这些事，真有事就找证据把我送进监狱去。”
采访结束，临近中午，记者离开了何涛的办公室。
陪同记者的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何涛很谨慎，都不敢留记者吃午饭，他怕给别人看到，又说他请记者吃饭，收买记者。
本报阜阳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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