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挥直拳的张大春

　　南都周刊独家专访：

　　张大春：我不能暴露得更多了

　　“青春期讨厌跟我妈在一起”

　　南都周刊：之前看到对书的介绍，提到“绝对是白话文学朱自清《背影》以来最感人的父亲书写”。

　　张大春：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从新文学发展以来，似乎谈家族史或谈父子关系的作品比较少，恐怕一谈就谈到朱自清的《背影》。其实它跟《聆听父亲》是没得比的，一个是小散文，一个是写家族历史的，一个展现人生的片段，一个历史跨幅200年。这种包装策略上的比较，表明了我们将家族父子的状态编入文学传统，还是极其稀薄的。

　　南都周刊：现在说到父亲，你的第一感觉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张大春：从一般中国的父亲来讲，第一个当然是高大的，他站在家里面最中间的那个位置，一定是站着。而我个人化的父亲，是他坐着，我坐在他腿上。为什么？大概是从我4岁开始，我父亲就给我每天说一回故事，我记得最早说的是《西游记》、《三国演义》。上小学的第一天，他跟我说，今天庆祝你上小学，回来给你说《水浒》。结果，上小学第一天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听了两回《水浒》，就是那种整体的印象：在家里，坐在他腿上听书。

　　南都周刊：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父子似乎是很和谐的关系，比如“上阵父子兵”之类的俗语，包括朱自清的《背影》也很和谐。到了当代，似乎更多的人意识到了儿子与父亲的冲突关系？

　　张大春：我的青春期也会有。台湾有一个大宗引进西方新思潮的出版社，叫新潮志文出版社，他们推出的“新潮文库”影响不只两三代人，它等于盗译，就是没有经过授权的翻译。我青春期的时候接触了很多那种书，里面无心理学不弗洛伊德，都是弗洛伊德。你对于父亲的理解，或者交往的经验，就有了一种现代性的解释，它不一定是对的，但它是新的。

　　南都周刊：这种新解释，也进入到你与父母的关系中吗？

　　张大春：青春期会，当时我特别讨厌跟我妈在一起。本来在一起很好的，可是受到那个弗洛伊德一启发，哎，我会不会弑父娶母啊！那正好是青春期，高中时候跟父母关系正紧张。

　　南都周刊：那你真的跟你父亲发生过冲突吗？

　　张大春：没有，几乎没有。有口角，那很正常。我父亲有消化冲突的能力。他很冷，有开玩笑的天性。我冒犯他了，没有分寸了，他想尽办法解决当时的僵局。他已经在2003年过世了。

　　南都周刊：他的逝世是促使你写这本书的原因？

　　张大春：他在1997年摔倒了，次年我开始写《聆听父亲》，一个月写了5万字。1998年12月30日，我的孩子诞生了，跟我父亲同一天生日。我没办法再写了。因为在《聆听父亲》的开头，我说了“孩子我还不认识你”之类的话，整本书都是这个调子。现在麻烦了，孩子出生了，他活蹦乱跳地在你面前跑着，我怎么还能假装他不存在？那不是绝大的虚构吗？一直到2002年，我重新续写，一个月写了7万字，一口气写完了。

　　“暴露得让我自己不大自在”

　　南都周刊：看《聆听父亲》的时候有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我，我应该把这本书当作个人家族史来看，还是个人创作的小说？

　　张大春：昨天我到姑姑家，她也是济南来的，她强调说有些我写错了，她认为我爸爸还隐瞒了一些东西没说。其实，我没有刻意地发挥，整体来说还是忠实。核心是我六大爷，就是我父亲的六哥，在1990年寄给我一本他写的《家史漫谈》，以这个当骨干，再对照母亲、父亲、姑姑的叙述，一部分一部分凑起来的。

　　南都周刊：也就是从资料讲，一个是《家史漫谈》，一个是亲戚的叙述。

　　张大春：对，《家史漫谈》还不能算是书，是个薄薄的稿子，也就六七十页，你算算，一页400字，也就两三万字而已。

　　南都周刊：跟你之前的写作风格不同，在这本书中，你个人暴露的感情似乎比较多。

　　张大春：写这本书我遇到很大的矛盾，基本上我不是一个暴露自己的作家。有的作家是不断在创作中把自己暴露给人，有的作家是不断在创作中把自己隐藏起来。

　　南都周刊：你是后者？

　　张大春：我恐怕是。我打个比方，小时候我经常玩这样一个游戏。我走在台北曲里拐弯的小巷子里，后面走着一个陌生人。我常常干的一件事就是，一到转弯，我就“啪啪”地快跑了，跑跑跑，估计他也要转弯了，我步速就放慢了。后面的人转弯后一看，突然觉得，“哟！前面的男孩怎么突然离我那么远？”他绝对没想到我是偷跑的。我很小就喜欢玩这个。

　　南都周刊：哈哈。很有意思的经历！

　　张大春：这个行为不是个正常的行为，它也不是一个大的调皮，他有一个背后的寓意，就是想让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呈现在另外一个人面前。我明明没有特异功能，可是，这个游戏，恐怕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整个生命的基调。

　　南都周刊：那你觉得这样做是为什么？是因为觉得自卑，还是害羞？

　　张大春：不知道，害羞是很大的原因。说不定，过去那么多年我从来没骗到过任何一个跟在我后面的人，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我在玩，也许他想都没想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在《聆听父亲》中，可以发现很多人交织的命运，这一点很迷人。

　　张大春：是的。主题定调就是这样的。人受到巨大的东西控制的时候，你只能归之于命运。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那句话，很有意思，“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我把这句话当成了这书的“文眼”。

　　张大春：那是从才几岁的小孩嘴里蹦出来的一句话。我问他哪儿出来的话？他说卡通片。我后来看了一遍动画片，也没有看到这句话。可能“命运”这两个字我听错了，但到底是哪两个字的谐音，我想不出来。但就这个灵光一闪，让我这本书找到了主题。

　　南都周刊：这句话成为一个悬案了。这个主题也让你显得个人情绪很投入，暴露自己的多了些。

　　张大春：是的，暴露的多了些，暴露得让我自己不大自在。我有被掏空的感觉。我不能暴露得更多了。

　　南都周刊：日常生活中，你会很多地暴露自己的情绪吗？

　　张大春：我第一次来北京震撼特别大。那是1988年，我来的时候满眼是枯枝条，40天后我要离开北京，一出北京城行驶在机场路上，看到两边的杨树似乎突然在一夜之间全绿了。我忍不住哭了，当场就哭了，姑姑就坐在我的旁边。我篡改一下诗经：昔我去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就是那种感觉。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老了没法写了，你希望别人怎么看待你？

　　张大春：后世怎么看待我，我无法想象，三五十年以后，可能还有个几十人会看到我的名字。只留下一个名字，想想，太寂寞了。

　　南都周刊：那时候应该不会把你当作“顽童”。

　　张大春：他们还会。人类都是通过自己最简陋的工具，来认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