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有崇高的特质,也有快速消费品的特质
黄一琨:我特别同意胡老师刚才的说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自己觉得这次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出现一些,小的说是瑕疵,大的说是很大的失误。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同行,从一些具体的操作角度,我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错。
黄一琨:比如他们有时候跟普通人一样,同样受制于信息被封锁,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手段不多,同时他们又是媒体从业者,编辑会天天拿着鞭子在后面赶,说这么大一个新闻,这个时候他如何选择,可能是一些过去的惯性,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可能是一些社会上比较普遍的一些思潮,一些想法,会在他的文章中,在他的新闻当中呈现出来。
黄一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站在我这个角度,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看到有些这样的报道,可能让我心理上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从一个同行的角度,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说,我真是觉得可以理解。我想问胡老师的问题就是说,既然这样,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所谓新闻客观性,无论是推崇,是一种幻觉吗?是怎样造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呢?
民众很难理解到新闻背后的难处
胡泳: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们作为(因为我和黄一琨都是做过很多年记者的)新闻记者,自身对自己的认识和外界对他的认识其实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外界,我甚至都不是指最广大的民众,因为最广大的民众其实就是新闻的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很难对新闻用一种专业的眼光,能够理解到新闻背后的那些难处,他们只是说我要看最后的结果,他不管你前面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用另外一种对比可能更有价值,就是把新闻当做一个社会现象来分析,比如说社会学家,社会科学家他们来看新闻作为一种,他作为一种制度,他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就是说我们从业者会认为说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有理想,我们要记录历史,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比如说是一些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一些事件,他会觉得这是他给自己的职业赋予的一种崇高感。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能用一种客观的眼光,把新闻当成任何一种产品,比如说新闻,其实你仔细想,他就是一种快速消费品,这个快速消费品要求说你必须每天生产,你要保鲜,跟你卖牛奶是一样的,新闻过了一天就没有人看了,你同时是在一个有限的期限内,你必须把它生产出来。
胡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推到极致,你可以把新闻跟快速消费品来比,在这种情况下,你客观的来看新闻的生产过程,你会发现新闻很大程度上来讲,他其实非常多的时候,根本不具备新闻从业者所赋予的那种崇高感那些东西,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类似于向大家通报一下,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有这样这样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他觉得适合在公共场合传播的,把它传播出去,实际上这个传播过程,今天的新闻记者人人都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大量的公关公司,有大量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在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东西,换句话说,其实你如果想做一个很舒服的记者,你也很容易做到,因为现在有大量的造新闻的机器,给你这个原料,我觉得这两者有反差。
记者很多时候难以做到崇高
胡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说两者对新闻的认知都是对的,因为社会学家也不可能否认说新闻记者的确在很多重大事件的时候,他敏锐的触及到了一些不可预料的东西,非常大的东西,这个时候他新闻的抱负,新闻的理想可以在这里面瞬间发出光芒。例如9.11之前,美国人对新闻记者的信任度和美誉度都很低,但是在9.11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直线就上去了,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一个新闻媒体是可以团结我们美国人民,是可以起到这种建构社区的作用的。但是反过来说,新闻记者也要时刻牢记你所做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也没那么崇高,实际上说,如果你从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你做的不崇高的东西远远比崇高的东西要多的多,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个你怎么来更客观的看新闻,对新闻本身怎么衡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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