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和他们的博物馆

征集到的各种打工证件和暂住证。

　　 “一号展品”：暂住证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头10年，主要是到乡镇企业打工，但是规模不大。1988年前后人数开始猛增。到1992年之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为一股巨大潮流。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后，进入城市的农民就越来越多。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体现这一时期的特色，事实上，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最多的就是暂住证。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时刻感觉面前立起了一面无形的大墙，它挡在路上，你想闯进去寻找发展，但是很难。”孙恒说。

　　“工友之家”的发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最早办理一个暂时证需要180多元到现在降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暂住证也有很大的变化：C本是初来乍到，B本则是混北京已经有一段日子。在北京混迹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虽然如今逢年过节还是会查暂住证，但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王已经不用担心走在大街上会被收容遣返了。

　　1995年冬天，18岁的王德志沉迷于相声表演，怀揣1000元钱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央视，毛遂自荐要求上春晚。春晚当然没上成，此后10年，他一直混迹于北京街头，做的是送水工、大厨、跑堂、面包加工、业务员、发小广告的。

　　1998年，王德志拜师学相声，有一天去上课，骑自行车经过丰台时，结果被联防和警察截住了，要求查看暂住证。“我随身带着暂住证，但是我不服气，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给我亮出了证件。我也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结果警察告诉我，他们要验一验真假。于是我就和一帮贴小广告的被圈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记录了100个北京农民工的口述实录，其中关于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更显离奇。

　　克林顿来北京访问那年，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他们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又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四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才走。

　　赵宏磊说：“我清楚记得，2000年9月17日，因为要国庆了，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被抓到了花家地派出所，他们先管我要暂住证、就业证，我拿出来他们就给撕了，然后把我们一块被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我们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等凑够了人数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八间房’，到了夜里2点又把我们送到昌平收容所。到了天亮，就又用车把我们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我身上就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400、300、200、100这样下来，到了廊坊我就花30元下了车，之后我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起不到整顿治安的作用，我来北京这些年，光办证就不知道办了多少次了，好不容易挣点钱全花在这上边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问题专家韩俊认为：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

　　三个户口本：多舛的城市梦

　　孙恒把征集展品的消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了“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户口捐献出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老家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城市户口和北京城市户口。为了得到这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到各级首长家当保姆。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而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

　　“我们作为第一批5万名小保姆走入北京，实际也是发出一个信号，从此带动了农民工大量开始进入城市。”马小朵说。

　　根据2007年“农民工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组”的调查表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而最初的动力，一是城市改革的深入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同时，贫穷的现实使得大批农民主动挣脱土地的束缚。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只有被捆绑在土地上。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男方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马小朵的农村户口身份。那时侯实行票制，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

　　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绝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深圳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300元的月薪，同时3年之后，公司帮她办理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

　　马小朵结婚了，1996年又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有名额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这一折腾前后就花去了20年。此时，再面对那纸北京户口，马小朵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我不感到快乐，也没有归属感。我曾经非常向往城市的主流生活，一旦真正拥有了，发现那些东西不过如此。所以我又回到了打工者中间。”

　　今天的选择对马小朵而言很具讽刺意味：她曾经如此努力地想要融入城市，最终发现自己最适合待的地方还是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中间。说这话时，42岁的马小朵站在海淀区西北角刘娘府村尘土漫天的街道上，双手沾满煤黑，正和几个工人一起从卡车上搬煤。身后，是她在乐施会帮助下创办的NGO项目“同心社区餐厅”。

　　“农民工和城市主流文化的对抗会长期存在。”在“工友之家”工作的NGO研究者林志斌认为，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仍然束缚着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打工者的“新文化”

　　现在，孙恒很忙。

　　每天他在皮村穿梭，巡视着“打工之友”缔造的产业链：给正在施工的博物馆捎来铺展品用的红绒布，去二手货超市上货，然后又出现在打工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和脸庞黝黑、嗓音常年保持沙哑状态的校长沈金花聊学校的事情。

　　孙恒说：“城市主流文化没有我们，又在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价值观。2亿农民工的生活前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创造属于这个群体的新文化。”

　　乐施会的王英渝补充说：“提出所谓‘新文化’的概念，就是强调劳动的价值，重建这个群体的自我肯定和认同。”

　　作为他们反复强调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去年，“工友之家”在皮村、楼辛庄、马格庄等开设了4家爱心二手货超市，目前，已经有微弱的赢利。

　　在皮村主干道的路旁，不足10平米的爱心超市吸引了很多村里人。这些二手衣物和回收物品成色不错，关键是很便宜。一个女村民相中了一双皮鞋、一件上衣和一条牛仔裤，整个交易总共只花了9元钱。

　　曾经梦想上春晚的王德志，现在是“工友之家”爱心超市的店长。他仍然在发挥自己的文艺专长。“写了好几段相声，还拍了一个DV。”这部叫《皮村》的DV短剧拍摄了包括村口修车师傅老王在内的有代表性的外来打工人，同样也被征集作为展出的“文物”。

　　晚上，孙恒和他的乐队出现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叫冷泉的村子。当天，一个由北京大学的社工研究组织开办的农民工餐厅在这个村子开业，邀请打工青年艺术团演出助兴。

　　乐队的小伙子们很卖力，观众是来自附近一处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们。当一首描写爱情、歌颂姑娘的歌曲响起，很多人跟随着歌手加入了合唱，有人甚至兴奋地打起呼哨。这是一首流传在打工者中间的歌曲，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不过打工者几乎人人会唱。演出间隙，志愿者开始给观众发放博物馆征集展品的启事。

　　孙恒有些兴奋，“过去总有一些抽象的理想，但是现在这些梦想已经很具体了。”

　　但村民似乎不领情。夕阳下的皮村街头，下班回来的小伙子围坐在麻辣烫的摊位前。一个小伙子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不屑地说：“博物馆建在这么偏的地方，有谁会来看？反正我不会，也没兴趣看。博物馆这种玩意儿层次太高，离我们太远。”在他看来，宁愿去找个录像厅看看武打片，也比那个实惠。

　　然而，博物馆的开业并不如孙恒想象的容易，刚刚得到的消息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根据规定，主管部门将对博物馆的资质进行审批，展室温度、展品数量都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展品要有专家做出鉴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要求全部有5年以上的文博工作经验，馆长需要有大学以上学历。

　　这些条件，对于孙恒于他们来说显得异常苛刻。望着窗外正在劳作的工友，孙恒最后决定先不告诉他们这个糟糕的消息。

　　“幸好按规定还允许有一个筹备期，在这个期间可以开馆，我们会尽力想办法让它通过检查。”他想了想，“这个博物馆将来肯定是免费参观的，大不了可以把它建成村里的文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