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勇在汶川映秀小学废墟间采访
新华网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李柯勇）汶川地震发生后，我被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前方指挥中心派往震中映秀，在那里呆了四天。在此次地震报道的记者中，我到前线不是最早的，坚持时间不是最长的，条件不是最艰苦的，面临的危险不是最大的。然而，这段经历给我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
这短短四天，无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我心里都将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我参加汶川地震报道，其实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在里边，因为我是唐山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就是被人从废墟下抱出来的，我的奶奶则是当时24万遇难者之一。可当时我只有两岁，对地震的印象都是周围的亲友告诉我的，我自己却几乎没有印象。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刚参加完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报道4天，正在拉萨休整。我立即向新华社国内部领导请求赶赴震区，但一开始未获批准。考虑到我刚刚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呆了20来天，领导要求我先好好休息。
然而，听到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7.8级震级（早期对汶川地震的定级），看到不断增长的伤亡数字，我坐立不安，再次向领导请战，最后请求他批准我到成都“休假”。心软的领导受不了一个大地震幸存者的“哭喊”，只得勉强同意。
5月15日，我从拉萨直接飞往四川，第二天上午就和同事蔡国兆被派往震中映秀镇。
脆弱与力量 置身于映秀的断壁残垣之间，看着那一具具了无生机的躯体和一张张被灾难惊呆了的面孔，仿佛有一条跨越32年时空的记忆通道突然打通了，我的心被一只巨大而无形的手攥住，越攥越紧，痛楚难当。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何等脆弱！有着千年历史的羌寨，眨眼就被抹平了。一千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漫长得茫无尽头，而在宇宙间却连一瞬间也算不上。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坚不可摧的钢筋水泥结构，在自然面前却像孩子手中的泥巴一样绵软，轻而易举就扭曲了形状，摔到地上。一同毁灭的，还有成千上万人的喜怒哀乐、幸福梦想和雄心壮志。我颓然坐在散落满地的砖石上，一种幻灭感油然而生：我们平日精心爱护、为之奋斗甚至争斗的一切，原来是这样微不足道。
然而，有一种疼痛却让我无法释怀。在260余人遇难的映秀小学，我在废墟间看到一只孩子穿的桔红色轮滑鞋，沾满了灰尘，被压在几块石头下。而在几米之外，救援队员们又从探洞里抬出了一具小学生的尸体。
鞋子的主人是个怎样的孩子呢？应该像一朵带露的朝花吧，有着娇艳的笑容和清脆的嗓音，会蹦蹦跳跳，课间和小伙伴们追逐打闹，上了课又规规矩矩地坐着，也许有点调皮，会搞点小动作让老师头疼……
一种锐利的疼痛忽然划伤了我的心。
到映秀不久，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件事：5月16日，幸存者李科被埋四天四夜之后获救。此前，他的一只脚已经坏死，医生下到探洞里为他做了截肢手术。他周围全是腐烂的尸体，气味非常难闻。就在手术即将做完、他的腿和脚还有部分筋肉没割断时，医生实在忍不住了，说：“我先出去透口气。”几分钟后，医生重新下到洞里，惊骇地发现，李科已经自己用力把腿从脚上扯了下来！
“这样快一点，省得耽误时间。”李科笑着对医生说。
听着部队战士的讲述，尽管没有亲眼见到此情此景，我们的惊骇仍不亚于其他所有人。
我想，生命本身就是宇宙间的奇迹，而对生命的关爱就是生命的意义。正是这种关爱，才让我们这种脆弱渺小的生物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并且具有了超越自身的强大力量。
在映秀四天，在几天几夜不合眼、为了抢救一个微弱的生命不惜流血流汗的搜救队员们身上，在强忍失去亲人的悲伤、奋力营救他人的人们身上，在李科那样面对死神、却从不放弃生的希望的幸存者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力量的存在。也正是这种力量，鼓舞我们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克服一切困难，观察、记录和传播了解到的一切。
艰难与收获 今年以来，我奉命连续参加了雪灾、全国两会、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奥运火炬登顶珠峰等几次重大战役性报道。在映秀震区时，我经常对这几次报道经历进行比较。
应当说，每一次报道都是对记者的考验，特别是重大突事件报道，更是严峻考验。然而，由于事件性质不同，每次考验的量级也是有区别的。
大约可以套用地震的评级来区分，一般的报道，考验也就是一级、两级，几乎没有“震感”；今年的前几次重大报道，可看作五级、六级考验，能让我心灵受到震动；而汶川地震报道，绝对是8级考验。这是一种几何级数的区别，就像地震，每升高一级，释放的能量提高32倍。
比较之一：雪灾报道。当时我在湖南郴州，也是停电缺水，住处十分寒冷，要在零下两三摄氏度的环境里苦熬，可是那时我们毕竟还有间房子住。而这一次却不得不露宿了。
16日接近午夜里，我们沿着到处是巴掌宽的裂缝的破损公路徒步爬到了离映秀5公里的一个地方，半山腰有个房屋已大半倒塌的铝厂。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决定在一间仓库外面的开阔地上休息。
为了轻装简行，白天我们把帐篷和睡袋都丢在了汽车上，现在只好合衣睡在露天地里了。好在仓库门开着，里面有一堆装着某种零件的扁扁的纸箱，不太重，我们冒着余震的危险冲进去，一个一个搬出来，摆在地上，5个纸箱一排，能睡一个人。这样，就有了一张隔湿隔凉的“床铺”。往上面一躺，简直可以说是幸福了。
刚躺下半个小时，突然听见了隆隆的地声，接着地面就摇摆起来。余震来了！我们急忙跳起来往远处跑。后来知道，这次余震有6.1级。整个晚上就是这么心惊胆战地度过的。不过实在太困，看着仓库没倒，我们又返回来躺在“床”上睡着了。
山间夜露很重，下半夜气温只有10来摄氏度，我们的衣服很快变得又潮又凉。凌晨3点半，大家几乎同时被冻醒了。实在忍不下去，就到附近的废墟里去拣木柴，生起一堆篝火。
17日到达映秀后，我们采访结束时已是夜里10点半，硕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来，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了，而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栖身之所。
最可爱的人还是部队。千里迢迢赶来灾区参加救援的武警山东消防总队官兵发现了我们的困境，把我们安排在战士们休息的简易窝棚里。刚进窝棚，大雨就倾泻下来。狭小的空间里挤了大约40名疲备的战士，蔡国兆容身的角落在漏水，而我躺在三袋大米上，都没有被子盖。但我们很知足，毕竟不用在露天淋雨了。
比较之二：拉萨“3·14”事件报道。我是3月16日到拉萨的，夜里在小昭寺附近的小巷里采访，周围的居民楼里藏匿的不法分子随时可能扔石头。可是与在映秀面临的危险相比，那些小石头根本不值一提。
汶川县映秀镇距成都75公里，前55公里都可以行车，但由于剩下的路段当时尚未打通，最后20公里我们足足走了22个小时。
汽车到都江堰就走不动了，为确保救援队和物资及时运往灾区，军警官兵封锁了通往前方的唯一路口。我们只好把汽车存放在一户老乡院里，租了辆农用三轮车，绕小道继续前进。即使这样，也只能再走9公里，因为前面就是烟波浩渺的紫坪铺水库。
这座昔日风景秀丽的水库成了我们无法逾越的天堑。这里到映秀，直线距离只有16公里，我们却一筹莫展。四周都是大山，本有盘山公路可走，但当地人说，绕来绕去要走五六十公里，而且被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大面积阻断了。
唯一的可行是水路，临时码头前，不时有解放军的冲锋舟匆匆往来。可这些小船都装满了救援人员和物资，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从中午开始，我们汗流颊背地扛着沉重的背囊，顶着炎炎烈日和飞扬的尘土在大坝上徘徊，心急如焚。这样挨过了漫长的四五个小时。硬闯不行，必须等机会。
苍天不负有心人！夕阳西沉时，一座宽大的野战浮桥靠在岸边，开上去6辆军车，看样子是要用汽艇拖着它到灾区去。因为我穿了一身野战迷彩服，就穿过车辆的缝隙，随着搬运帐篷的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上了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
船开了，我们这几个“偷渡者”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尽管得知到目的地还要三四个钟头，但总算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汽艇靠岸时已近午夜，四周一边黑暗，只听见岷江湍急的水声。
这里还不是映秀，只是一个名叫白花的地方。再往上的岷江滩浅流急，连冲锋舟都过不去了。映秀在哪里？还有多远？初到此地的我们茫无所知。据说前头的路更难走。不过我们已困乏不堪，实在无力再想更远的事，于是露宿山间。
天亮了，我们从当地老乡那里得知，距映秀还有不到5公里！哪知道，这5公里是我有生以来走过的最险的一段路。
当时，这段路尚未打通，到处是滑坡和塌方。刚转过第一道弯，就有一个巨石和泥土堆成的陡坡横在我们面前。每块石头都是松动的，每踩一脚都是烂泥。所谓的“路”，只是不久前有人踩出来的一条窄窄的足迹，仅容得下一只脚。
右侧几寸之外，就是十几米深的悬崖，崖下是岷江翻滚奔腾的浊浪；而左侧是一眼望不到顶的数十丈高的峭壁，岩石结构早已松散，不停地滴着水，房子一样大的石块仿佛猛兽般悬在头顶上，随时可能呼啸着扑下来。
这种地方，每停留一秒钟，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那段塌方路有100多米长，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慢爬过去。屏住呼吸、手脚并用地爬完、终于站上了一块实地时，已是一身的冷汗。而前方，这样的路还有十几段……
刚通过这段路，就看见了一辆翻倒的大卡车，驾驶室已被巨石砸扁。我们越想越后怕。假如必须原路返回，不知我们还有没有勇气。
比较之三：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报道。在珠峰大本营，最艰难的不是报道本身，而是如果适应海拔5200米的地理、气候条件。高原反应肯定是有的，但胸闷、气短、走路吃力都好应付，最难受的是吃饭。在那里吃什么都不香，最后一闻饭菜味道就想吐。可是，毕竟还有那么个帐篷食堂在那里，饿了就可是去吃。而在映秀，如何保障自身和电脑等报道设备的能源供应，却成了一大难题。
为了便于徒步行进，我们尽量少背东西，能丢的都丢掉了。有些东西是不能丢的，比如电脑、海事卫星，没了它们，我们无法发稿，进了震区也没有意义。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比救援部队更艰难，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可以指派一部分人专门背负装备。而我们却是单兵作战，所有的东西只能自己扛。为了确保工作，我们只好把干粮和水减掉一些。
这样，进入灾区不久，我们的给养很快成了问题。新华社四川分社侯大伟等几个记者是第一批进入映秀的，坚持三天之后，他们向编辑部汇报：矿泉水只剩半瓶了。他们的处境我非常理解。
必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最后还是武警消防部队帮了忙，他们把自己也并不充裕的给养分了一点给我们。后来，在他们安排的一个小帐篷里，我们找到了午餐肉罐头、火腿肠和矿泉水，这才终于安心了一点。
我的体会是，汶川地震报道，无论艰苦还是危险程度，都不亚于战地报道。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对严酷环境、独立作战能力的实战检验，我们这支队伍，如果这一仗能够打赢，那么今后的报道将无往而不胜。
兄弟与思考 汶川地震报道，新华社前线记者兵分16路进入灾区。为了提高安全性，领导一般都是安排三四个人一组，互相支持，互相关照，尽量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映秀整整四天，我们的手机毫无信号。除非我们用海事卫星发稿时主动与编辑部联系，否而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同事之间的关爱就显得尤为重要。
几天并肩作战，我们体会到了和平年代很少能够体验的“战斗情谊”。平日，我们每个人都用厚厚的壳把自己保护起来，怕受伤害。可是在那种极端环境中，一切隔膜都被打破了，原本陌生的人成了兄弟，那种深入灵魂的默契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动不已。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随时关注着其他同事、同行的行动，从他们的报道中汲取营养，获益良多。反思我自己的报道，这一次仍是遗憾大于欣慰，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很多。
这是一个新闻素质的考场。我们最需要磨炼的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及时捕捉到真正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震区处处是新闻，凡是我们所见所闻，都可以报道。然而，写出真正给人留下长久印象、感人至深的报道，却不是轻易能够做得到的。从我几位同事的成功经验看，必须学会用人文关怀的视角去观察具体事实，这样才能够发现和体会新闻背后的内涵。
一个记者的职责，是及时传播他眼前的新闻信息。但是一个真正有素质的记者，要时刻意识到，他今天的报道就是明天的历史，应当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去进行工作，应当经常自问：我现在写下的东西，在十年、几十年后的人们读来，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这种意识，在巨大灾难发生时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一段整个民族都必须牢记的历史。
中国救灾网
(责任编辑：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