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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坝中心村三组村民杨军(左)，张忠林在收油菜籽。 图/大食 |
13亿幸存者 向死而生
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
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王书亚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雅歌》
5月23日，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了绵阳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实在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国版图内。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在佛诞节，只是一个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几个源头被毁，对这个族群的深层影响，和孩子们已逝的鲜活生命一样，都叫人悲切，难以自抑。
羌族的意义，并非56个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惟一一个氏族名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此次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源头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则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中已经消失。
5月12日之后，我们不但在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面前是幸存者，我们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产物，当一部分人在灾变中失去生命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我们也失去了自身灵魂的一部分。
于是灾难总是反思与革新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一个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一个国家30年来的GDP崇拜，都开始显出荒谬。当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时，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被怀疑。从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德热情；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我们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惯性的一种否定。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所说，“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10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并非对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谓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高度藐视和否定了物质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政体与文化的变迁。“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我们的价值排序应该有所不同了。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5月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象征着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的区域，都应当得到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但不是为着重建一个刻舟求剑的冉駹国，而是为着一个宪政转型的共和国，积累社会重建的伟大经验。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但我们看过太多的灾难了，我们甚至也看过太多灾难之后短暂的热情、善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这一次是否不同，这一次灾难是否大到足以叫我们从此活得不一样，叫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幸存者，要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的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遇难者经确认是外国人的，遗体由中国殡葬协会进行防腐处理”，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 《意见》更特别提出，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巧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国旗从一个至高点，降落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的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将不可侵犯的神圣，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上面要有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终于应该有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了。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个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不过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的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3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仿佛一场洗礼。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恶的一种冲击。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群体，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这次赈灾救援的一个亮点。
同时，温家宝总理的言行，和新闻信息的开放度，也几乎在极短时间内重塑了一个新的政府形象。连《成都商报》这样的本地媒体，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咄咄逼人地追问地震局对大量震前异象的了解情况。这一次，爱和勇气一起增长，政府和民间遭遇了相互的感动，彼此都让对方意外。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近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孤儿，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全国领养理事会的查克·约翰逊解释说，“在美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无须源于血缘关系；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跨国收养应当是确认儿童不能安置于国内寄养、收养，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儿童原籍国加以照料的一种替代办法。”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但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之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
不错，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我们也盼望这一次和以前不同，这一次我们对同胞的爱，是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我们实在太希望这种“无须源于血缘关系”的爱，可以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这一次，在6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广大的废墟面前，我们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是被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人们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质疑，对成都、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这一切使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就是“5·12”之前我们一直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就像在什邡县红白镇，志愿者陈有伟不愿记者报道村里物资分配的不公，担心“影响全国救灾的团结氛围”，但又不忍见到灾民在匮乏中忍受不公。他说：“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国社会原来的问题因为一场地震就全部变好了。”
真正的大爱，是怎样才能使收养地震孤儿的热情持续下去，使国内收养从此成为源源不断的爱的河流，成为全国500万孤弃儿的祝福；怎样才能使100万志愿者的热情能够持续，开启民间非盈利的结社浪潮，成为对一个公民社会的祝福；怎样才能使灾区的重建，成为重塑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契机，成为重建基层民主和农村自治的契机，成为一个选举社会、开放社会的试验田；又怎样使温家宝总理的个人形象，成为重塑政府乃至政体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使这一次国内媒体在传播史上的成功突破，成为不断走向信息公开的一个里程碑。
当我们知道，美国普通家庭领养的中国孤儿，已超过全国福利院收养孤儿的总数；当我们知道，秘鲁为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降半旗，设全国哀悼日，而这竟然是秘鲁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哀悼日。“大爱”两个字，我们怎么说得出口。
我们中间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我们没有大爱，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善良的，但我们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向死而生。
彩虹之约
5月2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川中学复课点，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几年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鸿章1901年写给慈禧的遗折，“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这话出自《左传·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难以固其国”。从此一百年间，从李鸿章到孙中山，从周恩来到温家宝，每一轮的民族苦难，“多难兴邦”一语，都会作为一个民族的愿景，被政治家反复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来写下《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说读到此语，“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国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来再次提到“多难兴邦”，以鼓舞士气。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中华)”，一是“祈福”。和温总理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插曲。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也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圣经中记载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现彩虹，作为造物主与人立约的标志。人类在这盟约中，有祝福，也有职责。这个责任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爱惜这个地球，以良善的法则治理看顾这个世界。我们的经济腾飞了，城市改造了，但在这一人类的使命上，我们基本上仍是失败者和渎职者。港台和海外的一个通用语是“赈灾”，而内地的习惯用语是“抗震”甚至“抗灾”，从中也能看到人定胜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统计，大地震已造成长江流域2300多座水库受损。今天的中国建造在9万座大坝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听到“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论调。
在2008年，13亿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废墟上。若不能举目仰望，看见空中的彩虹之约，看见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多灾多难就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条不归路。如果民间社会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态，交账的心态，当仁不让地与政府一道，去参与治理这个社会，那么民间的奉献、捐助、献血、关怀和一切志愿者行动，就仍然停留在一个好人的心态上，满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当初紫坪铺水库的建造，因离都江堰太近，和几乎所有大坝一样，受到过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和质疑。其实中国从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缺乏的是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温和的观念博弈，和一个容纳异见的民主决策程序。地震之后传来消息，同样受到民间质疑的彭州80万吨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两级政府的重新论证。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们看见一个民主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是管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交账。这是一个新版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令人期许的是，在救灾过程中，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值得赞扬的开明和宽仁，如果民间的爱心、智慧和力量也能够最大化地得到体现，那么“多难兴邦”、重现彩虹之约，就将是中国社会一个真实的愿景，就是一份长命无绝衰的宪约，一种如死之坚强的爱。
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