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在抗灾语境中前行
以苦难为师，也是通向未来更好社会的经验阶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罕见的汶川特大地震，让我们在记住“5·12”、“14:28”这些伤痛数字的同时，也将一场“政府快速反应、各级迅速动员、全民广泛参与”的大救援铭记于心。
灾难夺去生命，灾难毁弃家园，但灾难不会只留下这些。温家宝总理为北川中学幸存的孩子们写下“多难兴邦”，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为此要追寻苦难，而是要求我们在苦难中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以苦难为师，在填补经验不足中走向进步与成熟。
既往经验成为进步阶梯
汶川震后政府快速的救灾反应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受到了各界广泛赞誉。
“如此快速的救灾反应，不仅在中国前所未有，从世界范围看也很罕见”，谈及汶川紧急救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给予了高度评价：“震后72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如果没有政府的果断决策，人员伤亡肯定会大大增加。”
而强大的应急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宏永看来，与“我们特有的制度优势”密切相关，体现了高度统一的思想认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协调一致的组织架构；而除此之外，薛澜认为“高层领导身先士卒亲临一线”，对各类社会资源的迅速整合功不可没。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2003年SARS之后建立完善的一整套突发事件应急体系，成为此次救灾得以快速动员和反应的强大体制支撑。
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首席代表詹伟德才认为这样的反应速度和资源整合能力，“世界上没有几个政府能够与之相比”；而艾伯塔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则认为：“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在和平年代一个政府对大型自然灾害作出的最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
同样被交口称赞的，还有此次地震及相关信息发布的快速、准确、公开与透明。
在薛澜看来，震灾信息的公开透明，本身就是对救援工作的帮助：“防灾减灾的首要一步，都是对信息的掌握和公开。这样才能及时了解情况并作出准确评估；而信息的公开，则在很大程度上动员了各方力量倾力参与。”
袁宏永认为信息准确透明是制止谣言、稳定民心、预防突发灾害转化为危急的重要手段，“一个成熟的政府在自然灾害突发之初，就会利用媒体建立与公众的沟通管道，从而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增强政府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此次地震信息发布打通了对内对外信息发布的界限，彰显了政府的开放与自信，也让世界更贴近地了解了中国。
而信息发布的针对性之强，与谣言扩散赛跑的速度之快，不仅与32年前唐山大地震被保密三年的“灾情与伤亡数字”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远远超过5年前的SARS时期的信息管理发布水平。
受访专家认为这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有关，更与政府治理理念的进步和对SARS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密不可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灾行动的赞誉靠的不是宣传，而是坦诚公布信息的自然结果。这一成功实践，无疑为转入日常状态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充足的信心。”
公民意识蕴涵巨大救灾潜能
“这次地震，我认为最大的震动来自人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灾难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而全国十三亿人强烈的归属感，则在灾难激发下转化成了强大的救灾能量。”
叶教授的说法，在数万名救灾志愿者那里得到了具体体现。
家在成都的薛敏震灾第二天即通过短信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感动：“电台播音员只要说哪里需要献血者，马上就有很多人赶去排队，搞得电台只好再播发让大家不要再去的消息；一些出租司机主动参与都江堰到成都的伤员运送，耗汽油、搭时间毫无怨言；还有小饭馆主动做了1000份盒饭送到都江堰重灾区……”，薛敏说在成都住了这么多年，从没觉得这个城市竞如此可爱。
可爱的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有带着重装工程机械、星夜奔驰几乎与救援部队同时赶到一线灾区的义商陈光标，其60台工程机械为第一时间拯救生命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以叛逆形象屡遭主流诟病却在第一时间飞往灾区，以自己的亲力亲为统筹了相当数量救灾物资的韩寒；有低调奔波于救灾一线考证出“震不垮希望小学”的李承鹏……而更多的被认为垮掉，缺乏责任感的80后、90后一代，则以自己任劳任怨的志愿者行动，向上一辈人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意识。
而很短时间便接近400亿元的各界救灾捐助，则深刻地展示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的爱心与慷慨。
“公民意识蕴涵着巨大的能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影响巨大。而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救灾指挥系统在内的国家整个运转体系，对志愿者的组织、服务和管理还需要高度重视，避免出现一方面人不够用，一方面不知人如何安排的情况。相信此次震灾中的志愿者会给政府提一个醒，即在我们现有的社会运转架构中，应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参与空间”，采访中，一位社会学家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需要完善的不足之处
“此次救灾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但在应急能力建设和综合协调机制晚上方面，我们也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而言，经验教训都是财富”，采访中，刚刚从四川回京的袁宏永话题一转，以自己的感受向《瞭望》新闻周刊讲了救灾过程中的诸多尚需完善之处。
首先，面对突如其来的巨灾，需要足够的应急能力储备。
“例如在地震初期，电力、通讯、道路中断给我们抗震救灾带来了很大困难。”袁宏永说到，“在普通通讯方式中断的条件下，其实仍有其他应急通信方式可供选择，除卫星电话以外，短波电台就是一种战时便捷的通信方式。但由于在巨灾应对方面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储备和训练的不足，没有对这一相对容易采取的解决方法有充分准备，使得依赖光纤、基站的公共电话网络遭到破坏后，一时束手无策。还有，巨灾条件下的多层次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在快速投送方面也需加强。”
其次，在灾害数据统计和灾害信息报送方面，需要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灾害信息报送必须包含哪些内容才能让指挥部门充分了解现场情况？不同的请求目的应包含不同的必备内容，内容少了会导致后方不能准确把握前方情况，内容过多则浪费宝贵的救援时间。各级统计报表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各种应急专题图表以什么样的应急标识来进行标绘注记？这些标准的建立对于提高救援决策效率、减少各类资源信息交流的障碍，提升综合研判的水平和效率非常重要。”袁宏永告诉记者，他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地方的受灾情况被当地政府报送上来并请求支援，但在对事发地点进行地图定位时却发现，在这个乡叫这个名字的地方不止一处，结果只能重新确认，事实上只要写上村名问题就解决了；同样级别的的灾情报告，缺乏统一标准，存在过细和不足的问题，使得建立贯穿应急过程的救援力量、资源需求和投放的数据链非常困难，降低了快速准确把握全局的数据质量。
第三，进一步建立健全综合协调机制的步伐需要加快。
国家通过“一案三制”建设和颁布《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突发事件的应急体系，成立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各省各部门应急管理办公室，通过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但这个应急体系在此次抗震救灾活动中的综合协调和运转枢纽的作用略显不足，部门和部门之间、部门和政府之间的综合协调仍以领导干部在一线协调指挥为主，各级应急管理机构的综合协调、运转枢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协调一致、运转高效的综合运转枢纽对于整体提高运行效率、强化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非常重要，因而需要提升国家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级别、协调权限和综合协调能力，通过巨灾的洗礼，加快机制体制的建设，使今后面对特别重大的应急事件时，多一些系统枢纽性的运作，少一些临机决策性协调，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第四，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的储备和使用上有待完善。
袁宏永坦言，虽然近年来我国在专业救援人员和救援设备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来说，专业物资和人员储备还是相对不足，在加强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建设的同时，建议加大建设力度，将消防队伍建设成我国综合性的骨干应急力量。
第五，对灾害预防与自救知识的普及需要加强。
“公共安全知识必须要进课堂，而且越早越好。”袁宏永指出，“此类科普知识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且一旦学会之后就很难忘记，更何况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困难”。
他还向记者补充道，“国外在进行此类大规模救援之前，一般都尽可能对参与救援的人员进行紧急培训。有可能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效果相当不错，对提高救援效率及减少人员二次损伤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快速培训无论是教材还是经验都还比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强。”
此外我们还能看到教室设计缺少防震概念，让本该是最坚固避震堡垒的校舍成为巨大的伤痛所在。在电视画面上我们看到堆积如山的物资等待发放，灾区前线医院却药品物资缺乏、偏远分散的灾区群众仍缺少救济；“大飞机”和重型直升机以及全天候电子导航系统仍然缺乏，导致战略投送能力不足……
“关键是要加强能力建设和完善综合协调机制”，面对尚待完善之处，袁宏永指出，尽管全国各界抗灾热情很高，但有时候热情并不等于能力，应急能力的提升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技术和高效的运转机制为前提，物质和技术又往往以相应的产业为基础，这种产业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因此，他建议国家各级应急管理机构广泛持续地开展各类重大灾害风险评估和应急能力评估与管理，并针对各地区面临的不同风险，加强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的规模、技术条件和装备建设，对于一些平时很少使用的大型特种救援装备采取国家采购储备制度，推动应急产业的发展，拉动和鼓励社会资源开展应急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和生产，避免到了真正需要的时候，出现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情况。”
“灾难也是老师，当救灾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有必要好好总结”，袁宏永最后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