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纪念馆与生命教育
燕海鸣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飞向了太空，潜入了海底，也战胜了许多曾经令人无可奈何的疾病。但是，即使绝大多数来自大自然的挑战都能被我们击败，死亡，仍旧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最著名的与死亡有关的旅游点，是那些为历史上的历次大屠杀而建的博物馆，比如几乎在欧洲和北美每一个角落都能见到的“犹太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以及我国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等。在我工作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是“死亡社会学”。每个学期，老师都会带着学生去参观就近的名人墓地，或是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以引导学生近距离地发现并审视这些旅游景点中所蕴藏的对生与死的思考。而前几日，绵阳市文物局决定在汶川大地震遗址建立“地震纪念馆”的举措，也可视为一种将旅游与死亡教育结合起来的尝试。
记得小时候看《红岩》，最喜欢读成岗烈士的《我的自白书》。虽然当时还不能理解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每当读到“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的时候，还是很钦佩那种面对死亡还能笑得出来的猛士。逐渐长大，每一次经历人类的大灾难，总能看到一些在死亡来临之时依旧安然处之的人。然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却独独缺少“如何面对死亡”这一课：究竟我们怎样才能以平常心面对无法预知的灾难与死亡呢？默哀，究竟是不是一种对死者的尊重？旅行的经历告诉我，这些书本上不会有的知识，往往隐藏在旅途中。
在美国大多数城市的旅行介绍中，总会有一些公共墓地出现在导游图里。在华盛顿，阿灵顿烈士公墓是和白宫、国会山等景点齐名的旅游点。每天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在肯尼迪的墓碑前驻足。一方面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总统；另一方面，生命在人生的巅峰戛然而止，也给了观者强烈的精神冲击。
去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33个学生在枪口下丧生。上个月，我专程前往这所大学。在充满现代感的校园建筑间，一个不起眼的花坛旁聚集了无数的游客，这是学校专门开辟的凭吊逝者的场所。每一个死者都由一个半人高的圆形石柱代表，石柱上摆满了游客们采集的象征思念的小石子。其中摆放石子最多的，是代表一位犹太老教授的圆柱。曾经在纳粹的枪口下逃生的他，为了替学生们挡住教室的门，倒在了这里。可以看出，游客们对这位老教授满怀崇敬，他的行为曾被美国各大媒体反复报道，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镇定与利他精神，也让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所纯粹的理工科院校一下子具有了崇高的人文情怀。在这个老教授的纪念碑前，每位游客都接受了一堂沉重而有意义的死亡教育课。
地震虽然不同于枪击案或是大屠杀，但它带给人类的痛苦却是相同的，这都是我们无法通过所谓的现代化、发展、进步来避免的。所以，在抗震救灾的同时，我们也要重新认识到，死亡，只有面对生者的时候才真正具有意义。通过对大地震遇难者的纪念，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唤起生者对生与死的重新思索。地震纪念馆的建立，将成为一个契机，不仅能够让后世记住这场灾难，纪念死者，更可以通过旅游的方式，来完成在教室中无法讲授的“死亡教育”——生命教育的一种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