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给了社会组织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证明它们的社会募捐是可信服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研究所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告诉记者调查目的。
善款阳光调查
■ 本报记者 白晓威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志愿调研队伍正在做一件非常艰难的调查：看看社会组织敢不敢“晒善款”？
“抗震救灾给了社会组织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证明它们的社会募捐是可信服的。
“志愿者队伍追踪善款募捐已经一个月了。在社会公益领域内，我们希望通过调查的方式能够对社会组织行业规范有所帮助。”陶传进说。
据了解，5·12大地震后，北师大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和北师大的学生志愿者在看到社会各界对捐款走向极为关注，于是行动起来，挨家挨户地到各类社会组织内调查捐款的层层环节，力图揭示善款最终到达灾民手中过程。
善产生的愿望
北师大社会发展与研究所社会公益研究中心所组织的“善款走向公信力展示项目小组”于5月20日成立。调查旨在向社会展示社会组织募款的可靠程度，对于良性的募款机构能够助一臂之力，对于有问题的机构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以此引导社会监督机制的形成。
项目小组调研和访谈对象从北师大开始，并扩展至北京其他高校，同时对NGO、城市社区捐款箱、单位和企业等募款情况进行抽样调查。最后针对善款的使用情况，向接收善款的四川方面社会组织进行核实。
“那么多的组织，他们凭什么接受我们的访谈？凭什么将发票展现给我们看？但是，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接近捐款大鳄，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做法，有的可以接近，有的难以接近。”尽管调查工作很艰难，但是在调研初期，陶传进和其他项目小组成员有很多感触。
“各个组织对于我们过去访谈的态度迥然有别。联系组织时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说辞，我们都是以北师大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的名义，帮助他们将具有公信力的做法向社会展示出来。”陶传进说。
在调查过程中，社会组织间的态度差异明显。个别组织明确拒绝，有的组织则敞开自己的全部信息欢迎，有的一些组织含含糊糊，有的是由一个人推向另一个人，或者由人推向网站。
“我们亲身在街头捐款，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漏洞，比如不给收据与发票、捐款箱的塞币口可以伸进去一只手等。但是，向他们询问缘由时，却受到不少阻碍。”陶传进告诉记者。
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像一些老牌基金会，社会介入的程序比较复杂，需要事先发送访谈提纲、正式函件、报领导批准。但像一些‘新兴’基金会则没有繁杂的程序，当时就很爽快地安排了访谈。”
调研员赵小平就曾遇到了一个热情并认真回答提问的机构———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光华基金会很乐于向我们公开他们运作的全过程。”赵小平说。
赵小平了解到，光华基金会在震后第二天就将30.5万元投放灾区，依靠此前有过合作的四川经济信息中心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做出快速反应，并同时派去两名财务官监督物资采购、发放过程，及时将所有票据网上公开。
“社会组织依靠信用生存，而透明度是信用的前提，光华坚持所有物资必须亲手转交灾民。”赵小平得到了鼓舞，将这家机构的详细情况与同仁共勉。
欲探其真
在面对那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募款活动和机构时，调研员遇到了不少问题。
“我们有政府的审计制度和法律,为什么还要第三方监督呢?”项目小组成员之一陈筱睿在向某个大型社会团体调研时，对方这样反问她。这个团体还告诫学生们“不要热情过度”,应该“各干各的”。
赵小平负责某地方红十字会的调研，他了解到该市红十字会在全市一共60多个捐助点，共筹款3.3亿元，已经将1亿多元转移给灾区当地的红十字会，剩下的考虑到灾区的重建过程比较长，需要从长计议。“他们主要有红十字会法和政府审计管理,款物使用主要由政府安排。”
对某高校内捐款流向的调查，也进行得不顺利。学生们得知，该校的善款是由校工会、校团委、离退休处和居委会四方负责募集,并向捐款者开出学校统一印制的赈灾收据,最后汇集于财务处。
可是到了财务处的善款最终是直接汇到灾区,还是交给了教育主管部门,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财务处说,需要学生持学校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才接受访谈。”负责调查的学生说。
据项目组调研员说，更多国内NGO都在让学生们等待。“没有拒绝,但至今也没有通知我们去调研，”调研员赵荣说：“只有中国人寿的国寿慈善基金会向我们明确表示，他们属于企业内部机构，不需要向公众开放”。
陈筱睿在前几天还对北京鸟巢附近的捐款箱进行了调查，一家集团公司的职工集邮协会与当地邮局共同发起并设置了募捐箱，收集到的善款最后转交到北京市慈善总会。“我要求目睹他们几天后开箱的过程,但是对方表示最好带媒体记者一起来,否则不用来看。”陈筱睿说。
她发现，鸟巢内的四个募捐箱在白天没有专人看护，据说晚上有人来收钱，“我们所了解的捐款箱从投入到打开的过程,都难以保证完全安全,甚至很多募集箱本身就存在安全问题”。
“有些基金会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也不接受外界的访谈。这合适吗？我在想，程序上的公正、向捐款人展示自己的信用，和去自我封闭式地接受捐款、使用公益款项相比，哪一点更重要哪？何况，我们的一些事情是可以使用志愿者来做的。”陈筱睿说。
“但是企业内部的捐款或者专门基金会也有必要公开,因为这涉及到减免税的问题。”指导学生进行调查活动的陶传进表示。
“在意的是过程”
“从最初的几天来看，没有气馁并保持旺盛战斗精神的学生们仍然不停地追问，尽管得到的更多是委婉的拒绝或者含糊的回答。”陶传进说。
项目小组每两天召开一次晚间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5月27日晚的会议直到23点多才结束。每个调研员希望通过调研追踪地震善款的流向，考察流通各环节对善款的管理措施，向社会展示哪些捐款途径较为可靠、安全、合理的，同时促进国内社会组织走向规范。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为民间人士做这些显然会遇到更多困难。”陶传进对记者说。目前，该中心已经联系的NGO大部分做了回应，只有个别的拒绝回应。
“拒绝也是一种重要信息,因为首先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对方是否接受民间查询的态度。”对于一群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公益组织运行方式各不相同。
“我们并不在意结果，而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包含了大量信息,并且提醒这些机构有人在盯着他们,这是一种监督。”项目小组的后勤组组长祝贺说。
在调查的过程中，调研小组每天都有数个组织的调查，每两天就有一次师生讨论和资料汇总。通过调查和讨论，发现做得好的与做得差的组织差距很大，表现为网站公布信息时的详细程度、购物是否有清单、善款的使用、善款在组织中的滞留时间、提留管理费的比例、保证捐款的不流失的制度措施等。
因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基金会只有向社会公开透明并且能够在公开的渠道上保证其运作的公信力，才是合法的。相比于是否具有公募职能、是否具有救灾职能这样的要求来说，这种合法性却被我们忽视了。
而且，捐款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型基金会，也伴生性地出现了其他问题。调研员高小龙的感受是：“民众虽然对某些大型官办基金会存有戒心，但是，由于可选余地较少，社会选择的作用无法体现。再者，一些组织显示出了处理大量善款缺乏心理准备、使用志愿者能力不足、向社会的公开只是被动的公开等问题。”
“我们部分调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一批基金会正在开始或已经规范化运作，从其透明的运作机制中，我们可以他们向社会的透明程度以及其可信的运作结果。”陶传进说。
调研员王静说：“在访谈中，不管从接受访谈的态度，还是对问题的解答，被访者都让我很感动！”
王静告诉记者：“刚决定访谈时，我心里有一丝忐忑：电话访谈可能会比面谈存在很多困难，而且现在赈灾特别忙的情况下，他们会耐心的接受我的访谈吗？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他们很忙，但仍愉快的接受访谈，对于在电话中无法核实的信息（比如善款募集最新数据）会通过邮件给我，在邮件中也会主动提供一些资料和网站信息供我们参考。特别是他们让正在前线赈灾的同事将采购发票寄过来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们做事严谨的作风、对赈灾一丝不苟，向大众展示他们钱款透明的态度；也让我对这家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王静眼中，类似的社会组织决不只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