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为广东转型开药方 制造业服务业双管齐下

　　吴敬琏接受本报专访时高度评价广东“解放思想”,并为广东再闯关“支招”

　　突破体制障碍解放思想是关键

　　广东如何才能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产业升级,增强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广东再闯关”论坛上作了精彩演讲后,就这些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转变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体制性障碍,而要消除这些障碍,首先要求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

　　●体制性障碍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起来的改革目标模式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有一些地方还比较模糊。

　　●粤港之间更紧密的合作特别是在服务业上更紧密的合作,将有力地提升广东的竞争力,乃至于有力地拉动华南、大西南的发展,帮助这些地区提升竞争力。

　　根本层面:破除体制性障碍

　　解放思想可为经济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记者:您在演讲里提到,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广东再闯关,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其中的关键是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现存的体制性障碍,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据您这一段时间在广东的调研情况来看,广东近半年来开展的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和正在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和您关于推动经济转型的观点是否契合?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我在演讲里也已经讲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转变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体制性障碍,而要消除这些障碍,首先要求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因此,广东省委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是非常适时、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

　　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长期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一些体制性障碍,例如: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很多地方仍然把GDP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和支出责任过于下移使各级政府将财政税收和物质生产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尚需推进,等等。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过程中,原先计划经济的靠行政定价人为压低价格的情况普遍存在,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低效试用和大量浪费。

　　而上述体制性障碍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起来的改革目标模式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有一些地方还比较模糊。比如,政府应该在经济运行中特别是资源配置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以“东亚模式”作为参照,比如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作为榜样,而东亚模式的重要特点是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特别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模式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早期,对推动经济起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以后,特别是当资源瓶颈日益收紧时,这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就会遇到继续增长极限时,政府过度介入经济运行,特别是介入要素价格形成乃至资源配置的做法的负面作用就日益凸显,就要求我们对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驱动经济增长,否则经济出现波动就难以避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教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广东省委这半年来开展的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围绕如何消除上述体制性障碍的问题进行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适时和非常必要的。

　　具体途径:力推现代服务业

　　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修补广东经济“短板”

　　记者: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除了要消除上述体制性障碍外,在操作层面上,有什么具体路径?结合广东经济的实践来看,广东需要在哪些方面行动起来?

　　吴: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途径方面,“十一五”规划制定前后学界对其达成了一些共识:一是要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二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或者说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四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四条路径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我认为其中最核心的是两条,即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于什么是先进制造业,现在学界和政界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差异。研究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所谓先进制造业的先进,简单地说就体现在三个字上———“服务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深化,在原来制造业的核心环节———加工制造环节里,逐渐开始往价值链的前后端延伸,推动前端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后端的品牌营销、金融、供应链管理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发展,而这些业务本质上是属于服务业的范畴,也是产品附加值得以提高的关键环节。现代制造业或者是先进制造业,先进性就体现在它是被服务化的制造业,或者说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它的附加价值也主要来自于这些服务环节。

　　宏碁电脑创始人施正荣在1993提出的“微笑曲线”十分形象地解释了制造业的这种变化趋势。在台湾,我们的印象中应该属于制造业的企业,例如宏碁、三星、三洋、日立等企业,都被划分在服务业范畴里,而且这些企业在2005年还居于服务业50强的第一梯队。这对广东制造企业的升级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特点是知识含量高,延伸能力强,服务业有很多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继续发展,而这个独立的行业,它的价值链又可以进一步延伸。正是基于上述特征,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是国民经济最大也是比重最高的行业。20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发达国家中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高达80%,而香港和新加坡等,这一比例超过90%。比较而言,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前几年,广东服务业比重曾经达到过47%,但近几年持续下降,去年降到了42%,这一比重比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广东的印度要低10个百分点。看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尽快修补这一经济发展的“短板”,是今后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非常重要的内容。

　　粤港合作:提升服务业深度合作

　　将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的优势紧密结合,提升广东竞争力

　　记者:广东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是做好哪些事情?

　　吴:最重要的是要推动粤港更紧密地合作,特别是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按照现代经济布局来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较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缺乏一个有服务业集聚度很高、辐射能力很强的大城市。

　　我刚才说过,服务业门类非常多,而且各个门类联系紧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种各类的服务业往往会聚集在大城市里面,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并对周边的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小城市形成强大的辐射力,促进这些中小城市专业化的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城市群之间积极互动、共同繁荣的良性循环,共同提高区域竞争力。

　　局限于珠三角而言,广州与深圳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和辐射能力比不过上海,但广东有一个很大的潜在优势,就是毗邻香港,而香港的服务业规模、水平以及辐射能力远高于上海。如果能将香港服务业的优势与广东制造业的优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广东的竞争力将得到明显的提升。粤港之间更紧密的合作特别是在服务业上更紧密的合作,将有力地提升广东的竞争力,乃至于有力地拉动华南、大西南的发展,帮助这些地区提升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