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温家宝走进北川中学一间高中三年级的临时教室，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勉励同学们更加努力学习。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多难何以能兴邦？因为共抗灾难让国家民族更团结。
汶川大地震以来，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既是民族内在精神的体现与近年来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成果，又是今后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契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样的契机，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再上新台阶。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夯实和谐社会建设基础 全民积极参与、干群等各类社会关系回暖、政府的开放透明与迅速反应，诸多现象表明，和谐社会赖以维系的阶层互信、公民社会发育以及现代行政理念，正在加速发展。
（一）全民参与促进公民社会发育。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社会发展跟上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前进的步伐，必须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改善社会治理方式。传统社会建设模式简单地强调社会控制和政府单一地分配社会资源，而在公共管理时代的公民社会，除了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同样不可或缺。
公众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重要表现之一是对公共事务的全民参与。近年来，公民参与选举、听证等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日益高涨，越来越多地在日常公共事务中实践民主。在此基础上，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将全民参与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第一，规模空前扩大，前后奔赴灾区的志愿者达到20多万人，全国各地参与救灾的志愿者超过1000万人。如此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不仅在中国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第二，与政治性、维权性的公共参与不同，这些志愿者从事的救助活动都是公益性的，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参与进来。公民意识在这里体现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第三，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互相支持和信赖，结成团队来实现救援目标，有效提升了公共参与的效率。
“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是一个启示。”一家西方主流媒体最近评论指出，“这是一种集体顿悟。”这种民族精神旗帜之下的公民意识觉醒，标志着我国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格局有望发生变化，中国的公民社会不断发育，将在政治格局中展现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态势。
（二）干群关系、阶层关系回暖重建互信基础。 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重组，阶层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迹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定程度上引发贫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少数高收入群体的浮华、骄横、为富不仁，加剧了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贫困阶层和困难群体对社会生活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埋下激化社会矛盾的隐患。与此同时，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致富、贪污腐败现象，引发社会公愤，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个别地方党群、干群关系疏远。
构建和谐社会，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汶川抗震救灾为阶层之间的握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人性光辉与生命价值面前，不同阶层都搁置身份、财富的差别，团结在一个战壕之中。在志愿者队伍中，有身价亿万的私营企业主，也有普普通通的农民；在全国哀悼日，各行各业的国人共同默哀、高呼“中国加油”；在支援灾区的捐款箱内，有老板们的大额支票，也有流浪乞讨人员的点滴收入。出于同样的感动，秉持同样的目的，他们由此以不同的身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这将是利益多元化时代不同阶层互相认同的良好契机。
地震在瞬间夺走了万千生命和财产，也启发人们跳出俗世的成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一条广为流传的手机短信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大灾面前，顿感生命无价，亲情与友情的珍贵，权力和名利的卑微。”当人们从生命的原点来观察社会时，阶层的差异开始淡化，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愈发凸显。这样的人生态度，为阶层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搭建了桥梁。
地震后干部、党员的卓越表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色，令国内外抱有成见的少数人耳目一新。8级地震也没有摧毁基层党组织，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幸存下来的各级干部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开展救援，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履行职责，失去了自己的近亲却无暇顾及。党员在危难时刻突出地体现了先进性，灾区基层党组织共组建“党员抢险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1.8万个，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成了勇于牺牲、光荣、英雄的代名词，5000多人受此感召，在救灾第一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各地党员还缴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达80多亿元。骤降的灾难是对干部、党员能否担负自身社会责任的考验，他们的表现经受住了考验，并在社会中树立了更加完整、良好的形象。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救灾过程中干群关系、阶层关系的回暖重建了彼此互信的基础。
（三）开放、高效、制度化救灾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维护需要一个开放、高效、法治的现代政府。《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目前各级政府正处在职能转变和效能提升的关键时期。
汶川抗震救灾是构建透明政府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地震后，官方迅即公布并不断更新伤亡情况，中央政府更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公布了本次地震的预计死亡人数，国务院新闻办从震后第二天开始每天下午定时举办新闻发布会，并迅速组织包括境外记者在内的近80名记者赴灾区采访。透明救灾所展现出的良性效应为政府处理类似公共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应对灾难的机制在第一时间启动。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后，整个国家紧急运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16时4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飞机赶赴四川；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整个救灾过程中，指挥坚定有力，行动有条不紊，衔接密切到位，基本将灾后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和谐社会建设为抗震救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如今，和谐社会的理念体系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举措将群众利益落到了实处。汶川抗震救灾之所以能够众志成城，既是千百年来民族精神的凝聚，也是近年来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成果。
（一）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国奋力救灾的内在动力。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轨迹凸显出强烈的以人为本色彩，各地都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在去年秋季写入了党章，也成了汶川大地震后抗震救灾的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以人为本的重大战略思想已被清晰确立并被贯彻执行，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渐成社会风尚。
人命关天。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强调，要把救人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国务院还设立了新中国的首个“国家哀悼日”，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民众降半旗。
灾民的善后安置及灾后重建也迅速成为工作的重心。地震后，很多无家可归的灾民急需帐篷和过渡安置房遮风避雨，胡锦涛先后专程到浙江和河北考察帐篷和救灾过渡安置房的生产情况，督促抓紧生产。温家宝则表示，争取用3个月时间让灾区群众过上正常生活。
（二）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充分凝聚人心，成为全民救灾的社会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这一任务艰巨而繁重。从免征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到采取措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从全面实施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到深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从集中力量扶持零就业家庭到不断完善和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年来中央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保障了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利益。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仍然存在。解决利益矛盾，必须健全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用法制调整不公平社会现象的力度，先后制定和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义务教育法等一系列事关民生的重要法律；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公正理念，突出保障公民的权利，着力解决“打官司难”、“执行难”等老大难问题；完善信访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先后出台了新版信访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信访工作的责任。
好政策让广大群众切实受益的同时，也进一步化解了矛盾，增进了社会内部的信任和凝聚力。如果说汶川抗震救灾是发现和释放凝聚力的一种契机，那么近年来广泛开展的和谐社会建设则是培育、涵养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没有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就不会有灾难来临时的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舍己救人、不离不弃。从这个角度来看，抗震救灾过程中的团结和谐是近年来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成果。
（三）以和谐为目标的民主法治建设为科学救灾铺平了道路。 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有效途径，也是近年来政府工作的一大着力点。法制建设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显现了效应，救灾行动依照紧急救灾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序进行。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删去了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这些规定保障了救灾行动的开放性，有效地稳定了民心，维护了灾后社会的安定。依照法治原则，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也纳入了法制化轨道。6月8日，国务院公布实施《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一个地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条例。
灾区基层组织在救灾过程中的表现，充分发挥了其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近年来，中央大力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有效地提升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抗震救灾一线的基层组织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种战斗力。
期待：利用抗震救灾经验资源，加速构建和谐社会 抗震救灾中，我们不仅需要激情，还需要理性。其中的经验教训如何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如何传递，灾后重建工作如何做到科学、和谐？这些问题值得深思。我们更要看到人民的期待：珍惜抗震救灾留下的宝贵经验和精神、制度资源，加速构建和谐社会。
（一）以制度来维护抗震过程中激发的民众热情。 如何激励公众关心社会事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亿万公民尤其是千万志愿者表现出来的热情，为破解这一难题打开了一扇窗。人们开始相信，志愿精神暗含在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在特定的条件下就能被激发出来，而这将成为助推下一步社会转型的重要本土文化资源。
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维护好抗震所激发的、如此巨大的民众热情？在救灾过程中，整个国家被动员起来，全民的情绪被调动起来，所形成的力量空前强大，但一个大国不能长时期地处于亢奋状态，民众的热情需要有序而持续地释放。同时，如何与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参与进行衔接，政府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救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央虽然已经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但各地在落实社会与公众的管理作用时，还应加大力度细化制度，进一步完善操作程序。
当前，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探索性的方案已经在个别领域出台。前不久，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王雪峰透露，团中央将与公安部等13个部委联合启动“中国消防志愿者行动”，着力把志愿服务与国家救援体系结合起来，初步建立志愿者服务应急救援体系。
（二）以抗震过程中的民族精神财富推进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建设。 如果说和谐社会的“形”是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等社会外在形态，那么和谐社会的“神”则应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建设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事关和谐社会灵魂的精神工程。
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展现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几乎有新闻的地方就有眼泪。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汶川大地震是一场灾难，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境界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得到新的升华。
抗震救灾精神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宣传。前不久，由中宣部、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四川省委联合组织的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就将这种感动与震撼带到了很多地方。听众动情地表示，从这些英模身上看到了中华儿女拳拳爱国之心，看到了血脉相连的骨肉同胞之情，更看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并由此更加坚定了报效祖国的志向。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星期内，中国作协先后组织4个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共50多位作家、诗人，分赴重灾区体验生活、采访创作。有了在一线的体验，相信作家、诗人们会写出大量蕴含真情实感的作品，感动无数读者，带给全国人民强烈的心灵震撼，以及共克时艰的巨大精神力量。
（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灾区重建将更加突出和谐取向。 前不久国务院公布施行的《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显示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抗震救灾工作的重点。整个灾后重建过程都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恢复重建，因地制宜，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尊重群众的自身选择。编制规划民主讨论，吸收有关部门、专家参加，并充分听取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意见。分配方案民主评议，资金、物资、房屋分配先行调查，经民主评议后再予以公布。
灾后重建不是简单地在原有基础上恢复原貌，不能走老路，要从规划阶段开始，保障新城新村建设得更科学合理、和谐美好。条例从明确规划的编制和审批主体、规划编制原则、规划编制要求、规划编制程序等方面都予以了规定，全面总结了以往灾区重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由于这次地震破坏性巨大，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涉及众多行业，所以重建过程中特别强调统筹协调。条例也强调“应当统筹安排交通、铁路、通信、供水、供电、住房、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文化、广播电视、金融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我们相信，一个美好的家园会在不久的将来从废墟上耸立起来，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记者贺大为）(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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