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数不能成为政府的敲门砖和遮羞布

　　记者：有人评价余杭“法治指数”是政府在“作秀”，质疑71.6是一个完全可以被政府“协调”出来的数字。评估过程中，当地政府出面“协调”过吗？

　　钱弘道：政府没有协调过，打出来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没人调整过。专家组评审时，大家一致意见，不能调整。

　　记者：有人认为，“法治指数”的建设不能“疑似”政府部门为自己“发奖状”，应该像香港一样由非政府主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钱弘道：人民群众法治满意度调查、评估，共收到纸质、网上填写问卷1003份，所占分值比例为35%。

　　我们借鉴香港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第三方评审。不同的是，我们根据内地的情况，设计了群众法治满意度调查和法学专家的评审。在余杭法治指数的若干评审组别中，政府是不参与的。内部组占分值比例为17.5%，不是政府部门自己给自己打分，是由党委、人大、政府及司法机构中直接参与法律工作的成员随机组成。他们代表个人，我们对他们严格保密。

　　外部组的评估占17.5%。成员随机由非政府机关人员组成，如大学教授、企业家、新闻记者等人员组成。评审组共向50位发出了邀请，其中有30封回复。在回复信件中，凡是出现空缺打分或者没有评分理由的信件，一律视为无效，无效信件共2封。剩余28封有效信件，根据回复时间的先后(以邮件上的邮戳时间为准)选出最先发出的20封信件，以此20封信件的评分和评分理由作为外部组评审的最终评分结果。最终选定的20封有效信件的抽样人员，大学教授3位，高中教师4位，记者3位，企业家3位，律师3位，博士生2位，保险人员、银行工作人员各1位。

　　专家组是由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牵头组成，成员有江平教授、李步云教授、李林教授、郑成良教授、王公义教授、张志铭教授等15位国内有较高知名度和专业权威的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占分值比例是30%。专家的评审是独立的，政府不参加。

　　因此，整个过程，一个根本性的特点是群众评政府。

　　记者：当“法治指数”也有了GDP的身价之后，会不会瞒报案件，以权代法？会不会粉饰太平，忽悠百姓？“法治指数”会不会成为新的敲门砖、遮羞布？

　　钱弘道：有可能会出现瞒报情况，但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瞒报。个别少数瞒报不会对法治指数构成实质性影响。如果评审过程是保持独立的第三方完成的，政府就无法左右法治指数，这么多双眼睛盯住政府，法治指数就不可能成为政府的敲门砖和遮羞布。

　　记者：有评论说“香港特区与余杭区的法治指数相差不大，两个得分却仍让人浮想联翩。”您认为香港特区与杭区的法治指数相差不大吗？

　　钱弘道：表面看起来，香港2005年“法治指数”获得75分，今年余杭“法治指数”71.6分，两者相差不大。但是，香港50分是及格线，内地及格线则是60分。71.6是不高的数字，只能说是较好的开始，或者说是刚过及格段。将香港“法治指数”获得75分换算成内地习惯的60分及格标准，香港“法治指数”应该是85分。而且，我们不能将余杭和香港做简单的数字比较，两者之间存在不可比性。我们做的评审方法是根据余杭的特点来设计的。

　　记者：如果有人回答问卷，却不了解情况，只是胡乱的给分，余杭“法治指数”会受影响吗？

　　钱弘道：参加调查问卷的有1000多人，人数众多，少数人打分的不认真，很难影响结果。内部组、外部组的成员大多数是很认真的，有的在评分理由上说得很充分。当然也会有不认真对待的人。但胡乱打分者通常评分理由是空白，按照规则，就被淘汰了，所以对法治指数也没有什么影响。

　　记者：对于余杭“法治指数”，您最希望听到什么样的批评？

　　钱弘道：制定法治指数，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缺少经验。我们在余杭做的工作是一项量化法治的实验。我们着眼的是：中国的法治指数，中国的法治无形资产，中国的法治进程。

　　这样的研究和实验刚刚开始，我们期待更多的批评。批评是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出发点是一致的。我们更期待的是有建设性的建议，这样就更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改进，更有助于我们完善法治指数和评估体系的设计。

　　我们已有课题组成员戴耀庭教授在维也纳参加世界正义论坛，世界正义工程也已设计出一套法治指数模式。戴教授已将信息发给我，也会带回相关资料以便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