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对世界的谦逊

　　写作是我自信 和力气的由来

　　创作欲也是生之欲

　　南都周刊：《巫言》是你花费八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应该说是苦心孤诣了。

　　答：说是八年，其间也跑去写了四个剧本啦。2001年《千禧曼波》、2002年《咖啡时光》、2005年是《最好的时光》，还有2007年去法国拍《红气球》。倒也不是苦心孤诣，而是其它什么事都不会做，只会这件，某方面来说，是被选择的，由不得自己。我的同业好友舞鹤，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他说创作欲也是生之欲，创作固然自找苦吃，但也自得其乐，苦中作乐，也许比较接近于这个图像。

　　南都周刊：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

　　答：我是2000年6月开始写，原题叫《谋杀与创造之时》，借一位纽约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卜洛克(王家卫新片《我的蓝莓夜》编剧)的马修侦探系列，其中一本的书名作题，好比说生活里你谋杀了什么，小说里你创造了什么，类似卡夫卡说的，小说家是在拆生命的房子，拿这个砖块去盖小说的房子。卡夫卡描述的是现代主义作者的那种忏情独白体。不过这个题目很快就换了，改成《巫言》，两条并行线，一条是巫者小说家其人其事其生活，一条是巫者之言，他写的小说。你看他生活过成那副德行，他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呢？他生活里的元素如何相关不相关地变成小说，这中间的思维，成长，跟想象力。

　　南都周刊：在《巫言》这部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其触角之广大，信息量之庞杂已经到了一种奢靡的程度。无论是对前现代的巫术、手工技艺还是E时代的高科技产品、文化生活方式，你都表现出一种追本溯源的好奇心。而这些，是怎么和你的生活联系起来的呢？

　　答：舞鹤把你讲的这些叫做“物的情迷”。既是情迷，怎么可能没有怅惘，一体两面，另一面自然是“物之哀”。日本古典文学的精髓，也许可以用物之哀一词概括。这一体两面之于我，表现为字，舞鹤称它是类“博物志”书写。文化评论家南方朔曾引陈寅恪的话语“每个字都可以写一本文化史”，他说这个不仅适用于义理和训诂之学，同样也适用于花鸟虫鱼、器皿机具和物件的名物之学。他特别感谢诸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名物解》、《毛诗品物图考》之类的著作，这些可能被认为是小学问或琐碎事务的著作，留给后代人的，也许有更多的历史及文化讯息。他说近代西方学者针对单一名物，如甘蔗、咖啡、玫瑰、盐、赤杉、咖哩、蕃茄写出一本本重要的文化著作，可见名物之学的重要。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就是我的休闲娱乐，最好玩的玩具啊。

　　南都周刊：《巫言》“以巫为名，并以此为志”(唐诺语)，对你本人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应该能读出，这里面的巫者是你自己，巫时巫事巫界则涉及你的家人、你合作的导演等等。会不会担心这成为读者窥探私人信息的一条通途呢？

　　答：不会。要担心，写时就自动过滤掉不会写了。“所谓文学，其到达之处常常会超越其作者的意识”，这是大江健三郎的经验，我相信有过小说创作经验的人，都会同意这句话。

　　南都周刊：这次，在《巫言》里，你涉及到了一些台湾的政治现象及知名政治人物，细心的甚至可以对号入座。你平时关注台湾政治吗？对这次国民党重新主政有什么看法？

　　答：我希望我不关注政治。在台湾，作为创作者，要不关注政治，是需要抵抗力的。政治如果把一代人都卷了去，我认为是悲剧。你问国民党重新主政，我觉得应该修正为，民进党失去政权，这种问法较贴近于台湾的生活空气。那就是，台湾民族主义，经民进党八年执政，像出麻疹一样，出掉了。政党二次轮替，摘掉了反对运动的神圣光环，政治变得世俗了，但也被打回它政治的小范围里。社会力本来就是大于政治力的。

　　早知张爱玲是严肃文学

　　南都周刊：阿城经常提到一个说法“知识结构”，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你觉得你的知识结构的特殊性在哪里？

　　答：同时代的作家，如果把它定义为“四年级”一代，在台湾，四年级指1951至1960年生的人，所谓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我妹妹朱天心的女儿是七字头中段，今年也要大学毕业了。作为四字头，我们是在美苏冷战年代下长大的一代，看的翻译物主要来自英美、西欧的文学和思潮，加上旧俄几位巨头的小说，而电影、流行音乐、次文化主要是美国。再加上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生活里的日本情调，日本翻译小说，幼时看的日本电影。至于中国文化，小学时候叫《国语》，初高中叫《国文》，那都是基本教育，包括地理历史，曾经都是大中国主义。以上大致是四字头普遍共有的。而若特别标出作家的文学养成来说，由于我父亲朱西宁是小说家，经父亲推荐，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开始读张爱玲，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张爱玲仍被当成鸳鸯蝴蝶派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严肃文学”。以及三○年代作家，台湾当年是禁书，但我父亲房间门背后的五斗橱里都是，鲁迅和老舍、和沈从文《边城》里那些迷人的故事，从小很自然的都读得到。再来，当然是大学一年级时结识了胡兰成老师，从他那里，习得“胡学”。这几件，也许是我比同代作家在年少育成期因为机缘，有幸能多得到一些东西吧。

　　南都周刊：在你写作《淡江记》的年代，可以看出那时的你有一种革命的大志。而到了《巫言》，你自述说是默默炼金，以一人之力对抗越来越综艺化、虚拟化的外部世界。对照当年那种宁可一切从大洪水后的橄榄叶开始的决绝志气，现在的你更像是尽心维护一个小桃花源，供自己与同道的读者躲藏生息。这样看来，你现在的姿态是谦恭得多了。那么现在的你，如何看待那时的志向？

　　答：时间会使一切的棱角柔化变圆，谦恭是时间的产物。现在来看，没有当年的志向，也许会走到另一条不同的路上，但无论如何，绝对不会走到今天的《巫言》。

　　南都周刊：能否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现在会是什么情形？

　　答：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只是闺阁作家，写一写年轻的时候最关心的事情，爱情啊什么的，也许以后年纪大了，情绪用完了，知识储备用完了就不会写了。前两天在台南舞鹤的研讨会上，碰到了骆以军，他说正在写《西夏旅馆》，也在感叹知识储备不够的问题。

　　南都周刊：我记得，胡兰成在给你们的信里，曾经写道：“写国风必要兼雅颂，否则单是少女时的天趣与怀春年龄的情思，后来要难以为继的。”能否追述一下你思想发展的轨迹？这种“无名目的大志”是怎么形成、发展的？

　　答：“无名目的大志”是胡兰成语。从他那里，一是开始补修学分，中国典籍的学分。二是开始广泛接触文学以外各种领域的书，社会、经济、科学、历史，从勉力读到喜欢读，至今仍维持这个杂读杂看的嗜好。

　　南都周刊：以这种坚持的姿态生活，遇到最大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呢？

　　答：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正是因为一直在文学这条路上，一直在写作，不论是小说还是其它文类，这门行当我已做了三十六年，若在别的行当，也算是个技艺高超的老师傅了呢。一艺有一艺的威严。晋身其中，这不但是我的立足点，安身地，也是自信和力气的由来，让我面对困难和困惑。其实哥德老早就说过了，他若是没有造型艺术(他的诗文)和自然科学(他浸淫于颜色学、植物学)为根基，他说，面对这个恶劣的时代及其每天发生的影响，实在很难立定脚跟不屈服。

　　南都周刊：你曾说，写小说是为了以一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四周铺天盖地地充斥着的综艺化、虚拟化、赝品化。在这个与汉文明背道而驰的时代，是不是觉得它真的病入膏肓了？如果是，你自身的对抗意义何在？

　　答：是否病入膏肓，我只能说，在每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都是对当代有话要说的，不批判、不谏言，就不是知识分子。而创作者也永远对当代不满足，对此不满足，他以他的方式做出响应。他的不满足，通常并不会得到补偿，甚至，当代回报给他的是更多的不公不义不合理不满足。但怎么办，因此他就不说不写了吗？在我，我仍然会继续写，这本身已经是意义。

　　南都周刊：你曾说，受教于胡兰成时，他点了睛，而你以余下的时间画出那条龙。写完《荒人手记》之后，你自述对兰师的悲愿已了。那么《巫言》是否算是你告别胡兰成的影响，形成自己体系的作品？

　　答：也算，也不算。所谓对胡兰成老师的悲愿，指的是他去世前在写而没写完的《女人论》，从女娲补天写起，没写多少便去世了。他是没想到遇见我们，然后办了三三集刊、三三书坊，他有一长幅字，单为说他跟我们三三，“女子关系天下计，丈夫今为日神师”。日神指文明初始是女人开创的，以此来激励我们。文明是“然”，解释文明(伏羲画八卦)是“知其所以然”。胡兰成老师自比日神师，是这样调动了庞大的参照系来支持我们从事创作。当年我对自己说，有一天，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一定要把《女人论》续完。多年后我写了《世纪末的华丽》，之后又写了《荒人手记》，写完当时我想，对胡老师的悲愿已了罢，谁知，又写了一本《巫言》。三次攻坚，这才彻底了吗？胡老师挂在能乐大师野村保家里的一幅字，“到得归来”，到底了，返回。这个也许可以拿来描述写完《巫言》后，目前我的状态。

　　南都周刊：很多评论家把你和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在《关于巫言》里，唐诺提示了读者阅读本书的路径——从卡尔维诺入手。籍此他希望读者忘记张爱玲，从更宽广的角度理解你。你自己也说，现在能够看出张爱玲的一些破绽来了。呵呵，请问，你看出的是什么破绽？

　　答：破绽就是，那些她经验里不熟悉或欠缺的地方，而想象力又不足够去支撑架起，因此形成的坑坑洞洞，她用高超的文字技艺滑翔过。她的技艺太好了，行家都会被骗过。好几年前我偶然又看1968年皇冠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竟首度留下了这种印象。至于唐诺云云，毕竟，我写《巫言》，比《传奇》那时候的张爱玲，要年长了近三十岁啊，胜之不武。

　　南都周刊：请问未来的写作、生活计划是怎样的呢？

　　答：计划写一本短篇小说集，《时差的故事》，逼自己说故事，尝试另一种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