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移民面临发展与生态悖论
“家”里盐吃完了，住在山上的这个孩子准备到几里开外的山下去购买
汶川大地震之后，关于移民的话题随之而来。北川县城整体搬迁，汶川县城、青川县城也希望易地而建。
这是人类向大自然的主动退却，“人定胜天”并不适合所有的人类行为。
但地震带的风险和重建的高昂代价以及多重顾虑，使得移民是移也愁，不移也愁。
本报记者倪志刚 理县、汶川报道
7月15日，四川理县甘堡藏寨下面，韩云经过帐篷去杂谷脑河打水。
这是一个奇异的景观：上面是著名的甘堡藏寨，而它的下面却是一个羌寨人的帐篷村落。韩云正是这个村落的一个小姑娘。而羌人一半是住在云朵之中的高半山的。
他们原本就住在高山之上，是理县蒲溪乡蒲溪村村民。因为地震带来的山体滑坡，导致在山上连一个安全的安置点也找不到，只能搬迁到平地上来。现在，他们是搬迁回去还是移民它处，韩云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不知道，当地政府也暂时不知道。这需要国土方面的专家鉴定后才能做出决定。
在汶川大地震灾区，很多的家庭面临同样的命运。
一个家庭的四次搬迁
罗学根看到记者，连忙迎进他的新家—帐篷里去坐。
他临时的家就在理县桃坪羌寨后面。这是他的第四个“家”，虽然是暂时的。此前，他已在本乡内移民了3次。
他的老家就在桃坪羌寨后面的高山上东山村。
山上路很险，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路边全是石崖，不能通车，东西只能背上去，毛驴则算很先进的交通工具，上一次山，需要两三个小时。
在不通电的时候，磨面都要扛到山下的桃坪羌寨磨，后来通电了，山民们自己买了机器，解决了这个问题。
山上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医疗点，担负着全村人的健康问题。如果遇到大病，或者女人难产，那就要抬下山来。那是一个很艰难的行动，路窄，要非常小心否则就可能摔下山去。
即便是这样艰难的生存环境，老天爷还继续折磨他们，山体滑坡的危险时时威胁着他们。
为躲避山体滑坡，12年前，罗学根的一大家子举家搬到东山对面的另一个高山上的两根碉。三兄弟分了家。
那次跟他们一起搬过去的，还有同村及其他地方的40多户人家。
罗学根起早贪黑，开荒了8亩荒地，建房，种樱桃、苹果等果树。
但是那边的条件仍然不好，没水。政府投入200多万元把农业用水从很远的地方引过来，但仍不够用。而饮用水则是从很远的地方用管子引过来的一点水。每天早上，每家排队取水是例行功课。
而到了冬天，水管冻得结了冰，筷子粗的水也没有了。几十户人家挖出一个小坑去打水。
这样呆了3年，当罗学根栽种的果树开始挂果的时候，他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他搬回了东山村，不过是在山脚下。他的兄弟和父母留在两根碉，地也分给了他们。
在新地方，他又建起了房子，在路边狭长、几乎无法开垦的地方开出了一亩多地。
家里2个小孩，建房又欠了债，夫妻俩就外出在理县其他地方做建筑小工，1000多元一个月，这么熬了七八年，终于把债还清了。
2007年，妻子不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他们养了500只鸡，计划今年养1000只。父母也接了过来，帮着带孩子，也帮着养鸡。
他们的生活即将走上小康的轨道。但是，大地震又一次破灭了他的梦。
地震发生的那天，罗学根在很远很高的一个山上挖虫草。那是他们增加收入的一个来源，虫草很不好挖，一天也难找一根。回来的路上几乎把命丢了。他的妻子当时在地里，逃过了劫难。他的母亲正准备去帮他喂鸡，结果比桌子还大的石头滚下来，溅起的灰尘泥土全落在她身上，幸亏没有受伤。房子倒了一部分，500多只鸡只剩下了100多只。
罗学根开始搬到了他的第四个家——帐篷。住在两根碉的兄弟们也全搬下来了，他们又合成一个大家。
史上最大的地震移民潮
理县，一个只有4.5万人的人口小县，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移民？
这个命题，理县国土局的局长杨明清正在慢慢破解。
在他所领导的局里，目前正汇聚着一批地质勘测方面的高手，他们是来支援理县的。驻扎理县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的专家们，每天马不停蹄地在县城和随时有危险的高山上奔波，他们去的地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地震次生灾害的地方，比如山体滑坡、地裂、泥石流、飞石的地方，他们要确定这些地方是否要移民，是临时安置还是永久移走；二是临时安置点，他们要通过勘测确定这些地方作为安置点是否安全。
相对来说，地震移民，理县的任务要小很多。
青川县，在地震发生之后的5月底，因为余震、堰塞湖、山体滑坡的危险，就已宣布紧急移民3000人，地点是广元市的剑阁县等地和浙江省的一些地方。而实际上，青川需要移民的远不止这些。最近，在经过调研之后，青川政府提出，县城需要搬迁。
6月中旬，阿坝州向四川省递交了一份名为《专家组强烈请求紧急疏散异地转移安置汶川县城及部分理县、茂县山区乡镇受灾群众的建议报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是这份报告的执笔者。报告说，汶川县城已经不具备适宜人居的条件，应考虑异地重建。
报告指出，汶川县地震前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震后已经增加几十倍，其中近百处新增点已对县城形成压迫和包围之势。
汶川县县长廖敏的说法是：“专家说汶川已经是活着的死城了。”
晴天全是灰尘，雨天则到处是山体滑坡。6月21日，记者在汶川县城时，一位当地群众描述说。
中科院研究生院在5月底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抗震救灾专场报告会上，汶川地震灾后评估专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葛全胜研究员就已指出，根据该所所做的遥感解译，灾区地表覆被严重受损，15个县市耕地损失接近150万亩，加上次生灾害严重威胁部分地区重建，保守估计至少10万灾区居民需要移民。
移民的紧迫与艰难
“‘移得走，留得住，让他富’。难呐！”韩龙香在临时办公的桌子边，念叨着这9个字，脸上露出苦笑。这是移民工作所要追求的目标。
韩是理县桃坪乡乡长，羌族人。
“山上的往山下搬，必须有经济支撑点。”韩龙香介绍说，桃坪乡全乡只有5个行政村，其中就有3个住在高半山，农业人口2900人，一大半在山上。
她说，山上的生存状况很恶劣，现在的生活物资全靠肩挑手提，很多地方没有生活用水，比如佳山村156户人家，基本缺水。山上的东西不能很快流通，挑下来一趟可能需要三四个小时。山上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没有物资流通渠道。
为了改变山民们的经济状况，当地政府尝试着引导当地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多种植经济作物，但是，这让缺水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移民是政府想到的最佳办法。几年前，阿坝州就开始实施这一设想，他们提出了“高山靠河坝，大村靠小村”的方案。
罗学根一家子搬到更低一点的两根碉，其实也是这一设想的注脚。
“移下来同样难啊。”韩龙香叹气说。经他们调查得知，其实90%的山民愿意搬下来。
土地问题成为这些移民最大的问题。理县虽然地广人少，但是山多，而且峻峭，山体容易松动，可用的耕地面积非常有限，一个人才几分地。
水又成为另一个重大问题。
很多移民在搬到其他地方后，几年后因为生存问题再次搬了回去，这让移民工作出现反复。
但是，这次地震把移民的问题逼到悬崖边上：大量的山体滑坡和地下水的消失，导致很多村庄无法居住，原来移民还等等停停，现在却不得不咬牙进行。
理县国土局局长杨明清介绍说，5月12日以来，截至6月底，全县共发生次生灾害3700多处，其中对人和道路有直接威胁的有650多处。
理县所遇到的移民困境问题，在地震区的其他一些地方同样存在。
青川县也是地震重灾区。由于生态环境的脆弱，该县也早就在进行移民工作，但是进行得非常艰难。
青川县以工代赈办主任王天斌介绍说，青川是省级贫困县，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扶贫成本太高，2005年、2007年，中央财政拨付740万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共搬迁399户、1448人，分布在青溪、红光、关庄等地。
他们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地震之前就有5万人申请搬下了山。
“不愿搬迁的是极少数，主要原因是搬不起，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他说，搬迁，就牵涉到要重新建房，要重新分配土地，由于这些问题，他们移民的进度很慢。
地震发生以后，大量的村庄因为山体滑坡和地下水消失问题无法居住，移民的问题陡然加剧。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过渡安置。下一步才能确定长久移民的问题。”杨明清说。
这显然不是一个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可供闪转腾挪空间的地方跳舞，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不可知的若干年内，这个问题将一直困扰着理县，以及存在同样困难的其他地方。
发展与生态的悖论
7月上旬，记者从成都经过雅安、过夹金山进入马尔康时，沿途很长一段都是奇陡无比却寸草不生的山，裸露的泥土和石片随时可能掉下来，风一吹，几成粉尘的土就扬天而起，令人心寒。
在这样的山体上，哪怕人类只是在山腰上开辟一条小路，都会在下雨时导致小范围的山体滑坡。
而从马尔康回成都时，沿着大渡河走，一路所见，到处是电站，或者是正在施工的水电企项目。
这些电站破坏的山体众多，在山体本已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对山脚开膛破肚式的开发，更加造成了山体的不稳定性。
然而，不如此，这些地方的发展就成为问题。
除了旅游、农牧业，阿坝所在地最大的工业优势就在于水电。日夜奔腾的河水，悬殊的落差，无疑是最天然的水电生产之地。
正是由于水电的优势，吸引高耗能企业来投资又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当地工业用电的廉价，几乎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拿理县和长沙来比，它的工业用电价格不过是我们居民用电的一半。
而在水土不稳定的地方发展工业，则又进一步会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
这真是个悖论。
如果不发展经济，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就无法改善。而努力发展经济，则可能更进一步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