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制碱厂外景和它的制碱车间
胡荣华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一个地名不能为史册遗漏，那就是位于如今天津滨海新区的塘沽；而在塘沽发展史上，有一个人不能被人们遗忘，他就是有“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美誉的范旭东。
94年前，年仅31岁的范旭东，带着一个仅有十几人的团队来到塘沽。那时，包括塘沽在内的滨海区域，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盐碱地。眼前那一望无际白花花的盐田，在日光的照射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泽，直射到这位爱国青年的内心深处，激发了他深埋已久的救国梦想，他忘情地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
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从此，这片沉睡了千年的土地终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范旭东(1883年—1945年）
爱国学子心存工业救国志
1883年，范旭东出生于湖南长沙。才几岁，父亲就死了。为了缓解拮据的家庭困境，他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慈善机构供养度日。范旭东的大哥范源濂曾经拜师梁启超于湖南时务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到牵连，随梁启超逃亡日本。1900年，范源濂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清廷正疯狂追捕革命党人，为了不拖累胞弟，他将范旭东藏于船舱偷渡日本。
在梁启超的资助下，范旭东先入日本清华学校学习日语，又入和歌山中学、岗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1908年，成绩优异的他考取了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专业。
留日期间，范旭东目睹了当时日本国势的蒸蒸日上，回想起自己的祖国百年来遭受凌辱、千疮百孔的窘境，无比痛心，摄像立誓：“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立誓之证。”旁注：“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其勿忘之。”他发现日本的强盛和工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便暗暗树立了工业救国的雄心壮志。他早出晚归，吃住不如日本同学，却比他们付出更多勤奋去学习。
从官场失意到与盐结缘
1912年，毕业后留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的范旭东，听说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满怀一腔报国热情，他带着家属兴冲冲来到北京，应时任财政总长梁启超聘请，做起了财政部铸币厂的稽查。然而，残酷的现实犹如一盆冰水浇在他的心头。在工作中，他发现官员们偷工减料，从中贪污的现象非常严重，但向上级反映了几次，都不了了之。这使他对什么叫做“官官相护”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两个月后，饱尝官场腐败滋味的他，愤然辞职。
正当范旭东苦于报国无门之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带给弟弟一个消息：“财政部要派员去欧洲几国调查盐专卖法和盐厂的制盐设备，需要一个懂得工程的人。你愿不愿意去试试？”范旭东眼前一亮，中国化学工业落后，制盐又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这不正是实现自己工业救国梦的好机会吗？他便立即答应下来，并托哥哥转为联络。
1913年初，北洋政府派出包括范旭东在内的4个人赴欧洲考察盐政。在欧洲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范旭东跑遍了欧陆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在考察过程中，他看到，相对于西欧各国，中国的制盐工业太落后了。对盐的用途，中国只知食用，而且盐质不洁，极不卫生。这使他无比痛心。在考察盐政的同时，他们也顺带考察了那里的制碱工业。当时，苏尔维制碱法领先世界，但当他们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工厂时，却多次碰壁。来到当时领先世界的英国卜内门碱厂考察时，工作人员仅让他们参观锅炉房，不让他们进入现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使范旭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一定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精盐制造工厂和纯碱制造工厂，不再仰人鼻息。
开垦滨海化工的处女地
1913年底，范旭东回国，开始筹备创办盐厂。他先找到恩师——当时寓居天津的梁启超，阐述了自己创办精盐制造厂的计划，希望后者给予资金支持。虽然他“书生之见大于发财之念”的设想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但从这位激情澎湃的青年脸上，梁启超看到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希望，于是慷慨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给予支持。不仅如此，他还建言献策，发动友人为范旭东筹集资金。在梁启超、范源濂、景本白等人的帮助下，范旭东最终凑得原始资本五万银元。
1914年初，正值北方最冷的四九天，为考察设厂地点，范旭东顶着大西北风，只身来到位于今天滨海新区的塘沽。之所以选择塘沽，一方面因为那里临近渤海，是天然盐都；另一方面，塘沽海陆交通方便，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炭支援。起初他以为天津是开埠较早的工业城市，塘沽离天津又近，那里一定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13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在这里留下的断壁残垣犹在，外国兵营一带空地，原来本是渔村的中心，现在只剩稀稀拉拉的几间空庐舍为墟；车站和码头上，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耀武扬威地守在那里。路上人迹罕至，偶尔能看见个把缩着脖子、踽踽而行的中国人。一种悲愤猛然涌上范旭东的心头。他要抹去这片土地的屈辱，在这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开垦中国化学工业的处女地。
1914年夏，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精盐生产的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掀开了中国数千年制盐史新的一页。这也是近代滨海地区出现的第一家近代企业。虽然它只有四合院那么大，但却是“五脏俱全”。在范旭东等人的经营下，久大精盐公司克服了旧式盐商排挤的困难，不断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创建企业品牌。到1915年，久大精盐厂正式竣工并投产。该厂所产的精盐，品质纯净、色泽洁白，广受民众欢迎。它的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在天体中，海王星循环运行，寓意“久大”自强不息，象征为民造福。
1914年至1917年，“久大”在滨海的精盐工厂，由一所扩充为六所。1918年，“久大”已经由当初的四合院发展为在国内颇具规模的近代化工厂了。1918年，久大公司接收了德国在塘沽的铁路支线，收买了沿海河的俄国码头，缩短了精盐运销的手续和时间。同年，久大精盐打入长江流域，这在长期以来实行食盐“引岸”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1925年，久大精盐公司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精盐制造企业，产盐量由最初的三万担增至五十万担，约合三万吨；资本由原来的五万元增至二百五十万元。此时期，国内其他新兴盐厂的经营模式也多仿效“久大”，在“久大”的带动下，滨海区域历史上第一次发挥了其强大的工业辐射作用。
在滨海造出世界一流的碱
一战后，英商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倾销中国，独霸市场。为了打破卜内门洋碱对中国市场的垄断，1917年，范旭东开始筹办设立制碱厂。
他先请来了国内著名的化工专家陈调甫和机电专家王小徐，在位于当时天津日租界太和里的家中秘密进行了多次由盐制碱的实验。
1917年冬的一个下午，范宅爆出了一阵欢呼声，他们成功取得了9公斤的纯碱制品。之后，范旭东用恳切的眼神看着陈调甫，说：“到我们这里来吧，由你来负责研制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批纯碱。”陈调甫受宠若惊，忙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如此重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旭东鼓励道：“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接着，他眼神远望，坚定地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来。”陈调甫被打动了，从此范旭东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坚强的战友。
1920年5月，中国人自有的第一家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终于在塘沽正式成立了。由于碱是发展化学工业必须的原料，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基础从此奠定了。同年，陈调甫向范旭东举荐了其在美期间认识的一位留学生，他就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工专业的博士侯德榜。范旭东非常赏识侯德榜，很快便聘请他担任永利碱厂总工程师兼制造部长，负责全部技术工作。事实证明，范旭东的确眼光独到。永利制碱厂成立之初，产品质量差，没有销路，曾被迫停产。为了找出原因，侯德榜亲自带领其他技术人员深入车间，对全部工艺流程进行检测和观察。最终，他们发现是因为所用半圆形的干燥锅质量低劣，膨胀系数不一致所致。通过对关键设备进行技术改进，1926年6月29日，永利制碱厂终于生产出品质优良的洁白纯碱。中国的制碱工业第一次获得了空前成功。
永利纯碱包装的商标为“红三角”，三角中间有一个化工试验常用的坩埚，标志着中国化学工业的诞生和兴起。
侯德榜还改善德国察安制碱法，创造了侯氏制碱法。1926年8月，用侯氏制碱法制出的“红三角”牌中国纯碱在美国费城参加了万国博览会，获得金质奖章和“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美誉。这毕竟是中国第一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化学工艺。从此，英国人对世界制碱技术的垄断被打破了，中国的化学工业由滨海始发登上世界先进高峰。当万国博览会的奖章运抵塘沽时，范旭东和工厂其他职工的眼眶湿润了，在庆功会上，范旭东端起酒杯，感慨万千地说：“我的衣服都见宽大了。这么多年的辛勤、艰苦，换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纯碱，也换来了大家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诸君内心是得到安慰的，我为诸君祝福。”
开中国民营化工研究之先河
范旭东是个有雄心壮志的民族实业家。在创办“久大”和“永利”的过程中，他深刻领悟到科学研究对振兴民族工业的重要性，常常对人说：“中国今日若不知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1922年8月，他在原“久大”和“永利”实验室的基础上，在塘沽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民营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一直认为：“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为此，他在建社之初，就决心延揽一批能“守寡”的学界专家到黄海工作。范旭东所谓的“守寡”是指不图升官发财，一心一意搞研究工作。1922年，他从友人口中听说，在位于唐山的英资企业开滦煤矿，有一位叫孙学悟的海归高人，此人是哈佛大学化学博士毕业，曾任教于哈佛，后应张伯苓邀请回国帮南开大学筹建理学系，为了将所学用于生产实际，才受聘于英国人。他急忙托人传信给孙学悟，阐明了自己科学救国的宏愿，并问他：“中国民族化工事业需要你，你愿不愿意为国人做点事？”孙学悟被范旭东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感召，当即回信：“范先生放心，孙某不愿再受外商利用。”之后，他谢绝开滦的重金挽留，来到塘沽，当上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第一任社长。
在范旭东看来，“久大”、“永利”、“黄海”是滨海事业的三大基石，而“黄海”则是神经中枢。他除了属意“黄海”承担起解决“永利”、“久大”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这一任务外，也支持“黄海”进行其他科学研究。为全力办好“黄海”，他把“永利”、“久大”发给他的创办人酬金掏出来，捐赠给“黄海”，还发动其他创办人一起帮“黄海”筹集科研经费。在范旭东和孙学悟的主持下，“黄海”不断引进国内外优秀化工人才到社工作，先后成立了化工原理、应用化学、发酵化学、海洋化学等研究部门，在水溶性盐类、发酵与菌学、农业肥料、轻金属盐类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科研事业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滨海近代城市初具规模
工业化对一个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举世公认的，滨海近代城市的发展再一次印证了这个真理。在范旭东带领他的团队来到塘沽之前，这里只是一个荒废渔村，但20年之后的1937年，这里已经俨然变身为一座配套设施完备的近代城市。而这一切，都是与范旭东集团的发展同步进行的。
除了在滨海区域兴办化学工业外，范旭东也非常关心职工福利设施的改进。1920年，范旭东在塘沽创建了近代滨海地区第一所医院——“永久医院”，虽然该医院主要面向“久大”和“永利”的职工开放，但也并不排斥周边其他居民，这对滨海近代居民的医患条件，确实是一次破天荒的改善。同年，他在塘沽创办了近代滨海地区的第一座“工人俱乐部”，极大地丰富了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娱乐生活。1925年，他又在塘沽创办了近代滨海地区的第一所小学——明星小学校，该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永利”和“久大”的职工子弟可以免费入学，附近居民只要交少量学费，也可以入学，这无疑为近代滨海地区的孩子们接受新式教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为了提高职工的素质和修养，1928年9月，范旭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杂志——《海王》旬刊，作为久大精盐、永利纯碱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三家公司的内部刊物。1932年9月，海王社从天津市区迁到塘沽。同年，他又在塘沽建立了近代滨海地区的第一座图书馆——黄海图书馆。从此，塘沽的文化气氛越来越浓了。
考虑到塘沽实业配套设施的规模越来越大，1932年，范旭东在塘沽为其所辖的“永利”、“久大”及“黄海”集团设立联合办事处，负责管理本团体的福利设施，如教育、出版、公安、文教、卫生等等。此时的塘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自治规模的近代工业社区了。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范旭东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迫西迁，其苦心经营二十余载的塘沽实业，也尽陷敌手。但他不灰心、不气馁，振奋精神，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抗日大业，毅然决然地在四川自流井和五通桥从头开始，重建“永利”、“久大”和“黄海”。
在与国家民族共患难那八年艰苦卓绝的时间里，这位年近花甲的民族企业家始终没有忘记塘沽——这个自己事业起步和成就中国化工事业辉煌的地方。为了不忘恢复旧业，他将五通桥的化工基地取名为“新塘沽”，还将一张塘沽碱厂的旧照悬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亲自在上面写下“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大字。空闲的时候，他常常独自在照片前面伫立凝思，并激励手下人：“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但这位毕生致力于“科学救国”的爱国老人却再也无缘实现他“打回去”及“葬于斯”的梦想。9月，因重建塘沽永利碱厂向美国贷款问题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范旭东忧愤成疾，黄疸病发作，于10月4日下午2时病逝于重庆沙坪坝南园，留给后人一声长长的叹息。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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