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杀人者杨佳双面的背后

　　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

　　《新民周刊》：有人质疑，上海警方两次赴北京与杨佳协商，这就说明了警方理亏。

　　李玫瑾：我认为警方两次进京恰恰是办事风格的转变。

　　专政机关应该有其形象和尊严，中国的警察是威慑力不够，袭警罪迟迟不能立法。比如杨佳这个事情，警察有没有权力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警察盘查的每个人脸上都不会自我标明或写上：我是流窜犯，我有命案在身，我身上持有非法枪支……，在警察眼里，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就需要盘查，公民应该无条件配合。

　　有些评论不了解警察的职业特点，带着情绪去评论，是对6条逝去生命的不尊重。

　　《新民周刊》：您认为的警察职业特性是什么？

　　李玫瑾：袭警在世界各国都很常见，不要大惊小怪。警察多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带有强制力，容易成为人的攻击目标。

　　中小学、幼儿园也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不能理解他们也经常招来怨恨、受到报复。

　　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比如美国警察暴打黑人被全程录下来，但最后警察被无罪释放，因为认定警察执法没有错误。又比如，伦敦警方地铁中误杀巴西青年被判不负任何个人刑事责任，因为警察当时怀疑巴西青年是恐怖分子对其警告，青年戴着耳机没能对警告作出反应，因此被击毙。

　　《新民周刊》：警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教训？

　　李玫瑾：警局太大意了，一个外人怎么能从1楼一直走到21楼？我去过澳门廉政公署，每个房间都有门禁，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还有就是公共区和办公区应该分开。

　　另外，行政法应该更明确，警察不能随意赔偿，乱开先例。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督察还是警察，督察去处理纠纷还是警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督察在调解时可以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

　　《新民周刊》：在杨佳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可能？

　　李玫瑾：我们研究案件的意义正是在于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心理学不是万能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重要性。

　　如果说杨佳事件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机会的话，我认为督察在事情发生后的处理可以更好，比如请心理学家介入，汶川地震发生后，就有许多心理医生的介入。督察在与杨佳接触后，应当对杨佳的偏执有一定的认识，如果能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及时对杨佳进行心理评估，对双方都有好处，心理学家会给警察以处理的建议，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这么激化。

　　要有了双方的角度才能处理好事情，警察也要有老百姓的角度。

　　《新民周刊》：国内外有心理医生介入的先例么？

　　李玫瑾：我还没有听说，这是我的建议，也是对执法方式的一种完善。

　　《新民周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李玫瑾：可以进行“危险人格评估”。对陷入纠纷当中有危险迹象的人，可以进行特殊监护，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或调整。这种评估可始于学校的鉴定之中，为避免评估结果对其以后发展的影响可制定相应的程序与规定。

　　同时，在司法工作中增加对犯罪人格的鉴别工作，这种人格鉴定并不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只是一种心理评估项目。尤其对入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的人员更应该实施这种心理评估项目，以便了解其有无心理缺陷、或心理问题、或人格障碍，再犯的倾向性等。这种评估可为犯罪预防或监控提供依据。

　　危险人格是有迹象的，心理问题也有迹象可循。我就发现我们学校曾有学生因和同学有矛盾，就用万能胶堵住别人箱包的钥匙孔。这名学生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这种人一旦当上警察，一旦手里掌握某种权力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警察的权力是强制性的，是对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具有影响力的。

　　但也并不是所有犯罪都能预防的，有的犯罪就是不能预防，必然要发生，比如突发的情绪性犯罪，两个人喝多了，打架，捅死人。

　　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新民周刊》：近年来的一些极端犯罪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为。比如马加爵，平时也是挺正常的一个大学生，杨佳也没什么异常。

　　李玫瑾：人人都追求品质生活，守法很重要。慎独则是对一个人更高的要求——越是独自的情况下越要谨慎！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犯罪的人都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敬畏，是一种信仰。现代社会中人的文明不仅需要科学发展，同样需要信仰的存在。真理需要验证，真理还需要敬畏，否则，等你验证之时就永无回头之日了！例如毒品，再如犯罪。

　　《新民周刊》：问题出在哪里？

　　李玫瑾：你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只有通过我们的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一个人18岁时完成了人的基本社会化，就是一个人从出生时完全自然的生物人到能够独立地理解并按照社会行为规范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这一时期，个人从生活上主要依赖于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学校教育也占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我们的小学教育，我们的中学教育，我们的高中、大学教育……，教育有实在多的机会！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能够让人体味到生命的可贵，生命的灿烂，生命的价值吗？

　　《新民周刊》：教育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李玫瑾： 首先，体育让生命有活力，要让我们的孩子有生命力。以前北大还提8-1＞8，就是说每天用一节课来锻炼好过8节全部上课，现在也不提了。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经常搞拉练、野营，半夜爬起来走很远的路，现在的孩子也没这个机会了。因为学校怕承担责任，出一点事家长就要找学校，学校就不搞了，这是家长的愚昧害了孩子。

　　在体力训练的吃苦体验中培养人的意志力。生命的意义是健康。这种健康从生理到心理。所以，生命的早期不仅仅是智力的开发与培养，更重要的是体力的培养！体力培养不同于智力的培养，因为体力的培养必然伴随着意志力的培养。在这一点上许多家长忽视了！所以现在许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意志力与智力不般配。

　　要让孩子有玩耍的时间。许多儿童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的活动时间！许多中小学生不快乐，他们的生命都已经被科学的教育体系所安排！许多大学生不快乐，最典型的就是曾经在生命科学院学习三年多生命科学的马加爵曾发出“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的困惑！在他杀了4个人后，在逃亡期间、在走投无路的背景下他才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人间有情！”但已晚矣。

　　其次，在付出体验中培养人的社会性与责任感。只接收而不付出的人一定是自私之人，自私之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父母要学会示弱，要让孩子分担家中部分责任。凡包办生活全部的父母一定得到的是个自私并不知感恩的孩子。在学校的学生也要付出，他们在接受学习的同时就要义务地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使其懂得这个社会是彼此互助才可生存的社会！在互助中知道人字是相互支撑的道理。

　　孩子，需要多与人接触，多与自然接触。-

　　一个美国的网球运动员无意打死一只鸟，他跑上前去，跪下来，捧起鸟，吻了一下，说抱歉，全场观众起立。一个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撰稿·卞 宁(记者)

　　赵鑫珊比前几年老了许多，70岁了，黑头发变成白头发，络腮胡子和一贯的激情却没变，绛红色衬衫也还是一丝不苟。他还吃“波依定”来降血压，他和他的书依旧是一代代学子的精神营养。还有一个没变的是，他还用纸和笔写作，家里并没有电脑。

　　赵鑫珊最新的头衔是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因为他5年前的一本书《病态的世界——人类文明精神病理学诊断》，记者与他谈到杨佳的犯罪，赵鑫珊反复叨念的两个字就是“敬畏”，巧的，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也很看重这两个字眼。

　　《新民周刊》：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触电脑，这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资讯却丧失了更多的接触自然、锻炼身心健康的机会，您怎么看。

　　赵鑫珊：现在的小朋友喜欢玩游戏，我也看到，打打杀杀的，他认为在游戏中杀死一个人很容易，就会想到现实中是不是也是这样，更不用爱护一只鸟，一只蚂蚁。相反的事我告诉你一个。一个美国的网球运动员无意打死一只鸟，他跑上前去，跪下来，捧起鸟，吻了一下，说抱歉，全场观众起立。一个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我们中国人现在缺乏敬畏。我妈妈是个佛教徒，小时候我很调皮，把猫用力抛到空中，我妈妈一把拉住我，说，你知道么，猫是由七个小姐变的，你千万不要害她。现在回忆起来我妈是个农村妇女，但是佛教还有一些善意的迷信对她很有约束力。现在的人，没有约束力很讨厌的。

　　《新民周刊》：心灵没有约束力？

　　赵鑫珊：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心灵约束力。前段时间我从日本回来，一个老和尚对着晚饭作揖，并且念叨：“佛啊，感谢你赐予我晚餐。”我在德国住了很久，我的朋友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很有钱，他们吃饭前也要祈祷，念念有词“感谢主赐给我们这顿丰盛的晚餐”。当时给我巨大的震动，那是1993年。

　　这就是敬畏和感恩，我们不是教徒，可以改一下，“天和地啊，大自然啊，感谢你风调雨顺，赐给我们丰盛的晚餐。”我是有这个心的，我经常有一个手势，双手交叉抵住下巴，就是表示敬畏。敬畏和恐惧不一样，敬畏是我渺小，它伟大，人对大自然要有敬畏是很重要的。我是在敬畏中不断走向成熟的。

　　没有约束力就是只顾自己，人会自私。我看到一些报道，犯罪的一些手段越来越严重了，犯罪也要有个边啊。人心也有善的一面，比如这次地震，大家都捐款，这就是人心被感动。

　　你看我客厅上这幅字，是日本老和尚送给我的，“道心之中有衣食”，这是说要对“道”有敬畏。

　　道有两个意思，自然规律和道德规律。这个也符合康德的学说，康德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敬畏：一是我头顶的天空，这是自然规律，二是心中的道德规律。东西方不约而同走到了一起。中国也有个说法，是《太平经》里的，天道、地道、人道、神道。

　　如果人有几样东西可以对之下跪，可以说明这个人基本是善良的，有敬畏之心，坏不到哪里去。

　　《新民周刊》：怎么样让一个人内心变得和谐？

　　赵鑫珊：我老是感恩。感恩多了，恨的东西就少。比如，我住的房子不是我盖的，我要感谢为我盖房子的人，我不养猪但我有肉吃，我的电不是我发的，我穿着纺织工人织出的衣服，电灯也是因为有了煤矿工人才发光。我们处处需要感恩，我们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才提高了生活质量。人生只有懂得了敬畏、感恩之后，心里才会很平静，不去怨天尤人。

　　我把这个概括为“社会第一公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社会第一公理，对其他社会成员就有尊重，社会该多好啊。

　　还有一个概念是，环保内疚，内疚是个好东西，是人的自省。我们每个人都要热爱地球，做一个地球人，要时时为自己在环保方面做得不够而感到内疚。

　　还有一个概念：生态良心。如果做到这些，人的内心秩序自然就好了，也就回答你的问题了。

　　《新民周刊》：已经陷入困境中、急于报复的人怎么办呢？

　　赵鑫珊：这就需要“爱的目标大位移”。

　　我上大学时，初恋失败了。当时我在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从此我走上了“世界哲学”的道路。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比如毁容等。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比如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如果能“爱的目标大位移”，用到发奋的方向去，那是多大的力量啊。-

　　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下班后直奔家中，还是守着电脑。

　　撰稿·季天琴(记者)

　　杨佳曾非常迷恋网络，除了参加网友组织的一些旅游活动外，几乎闭门不出——这是典型“宅男”的行为特征。作为自由思想的产物以及网络时代的衍生品，“宅男宅女”是指痴迷于某事物，依赖电脑与网络，足不出户，厌恶上班或上学的一部分新人类，多为80后。

　　家庭生活的空洞化导致社会化的不足；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体验丛林法则的残酷，并努力使自己不成为那个出局者；价值观的断层使当下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皈依和信仰……

　　城市功能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经验却越来越弱化。“宅” 是一种逃避，族群背后是被异化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变更带来的蝴蝶效应。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它真正变成一种随着现代化提高而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年轻人逃离现实社会的心灵救济。

　　杨佳案提示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群体予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