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杀人者杨佳双面的背后

　　乖孩子成长记

　　李渊受够了高跟鞋职业装，她一直想摆脱人模狗样的生活，但她实在是需要那份体面的薪水在上海立足。

于是，只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她便放肆地颠覆自己。通常，她足不出户，身上穿着旧时的吊带衫和短裤，随手挽起来的发髻胡乱地东倒西歪，形象简陋得令人惊疑。

　　26岁的李渊并不忌讳称自己为“宅女”。她最擅长的事物便是在自己房间里旅行，因为她有互联网。每天起床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把订阅的全世界的报纸、博客都读一遍；下班后直奔家中，还是守着电脑，写博客、看动漫、玩游戏。在大众文化中摸爬滚打的李渊甚至提议，自己完全可以升级为“干物女”。

　　和“御宅族”一样，“干物女”也是日语的舶来品。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把那些热衷于动漫和电子游戏，足不出户且不善于与人相处的人称为“御宅族”。此后，“御宅”一词从“台湾”传播到大陆，语义进一步泛化，指不修边幅、整天待在家中的人。而“干物女”是指那些像香菇、干贝等干巴巴的女人，她们不出门不化妆不结婚，追求懒散闲适生活。无论是“宅男宅女”还是“干物女”，他们几乎都有依赖网络的行为特征。

　　年轻的李渊过着年迈的生活，气定神闲。不管上面提到的那些名词是一种时髦的亚文化标签，还是被媒体及一般社会赋予了“反社交性”、“媒介依存症”等否定性的含意，这个拥有哲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姑娘始终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姿态审视自己：“哦，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她自称自己打小便是一个“宅女”。因为父母是双职工，照顾不了独生女儿，三四岁的她被送到大姑家中。大姑嫁了一个干部，家中有零食有保姆，但是气氛肃穆，小姑娘去的时候跟进了衙门一样，半天不敢哼唧。儿童的心纤细又敏感——吃饭的时候，表姐表妹们上了餐桌，她却被安排在厨房。她隐约意识到一点阶层差别。

　　这段回忆令她印象深刻，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当时孤独又惨烈，情状堪比王朔笔下的方枪枪。不过，方枪枪会撒泼使坏，当年的她只能采用非暴力不合作手段——拒绝进食。一天之后，她被送进了一家托儿所。为了给这个安静的孩子一点补偿，她的父母每天给她买一包2毛钱的五香瓜子，她在一张板凳上从早坐到晚，童年在瓜子声中悄悄流过。

　　即便是她上了小学、中学，家庭生活的空洞化和代际间的交流缺失也从未停止。平时家中照样没人，除了自言自语，家里能发出声音的只有那台电视机。在暑假寒假，她把电视机从早开到晚，当时的频道少得可怜，没有电视剧的时候，她就对着中央一台发呆。

　　她的父亲认为读书能使人出人头地，因此给她定下很高的标准，如同跳高一样，在她每次跌跌撞撞越过栏杆时，这位教练都斩钉截铁地告诉运动员，标准还得往上拉一大截。虽然最后她都做到了——上了好大学，拿了高学历，但是想起父亲的不近人情，还是痛苦得要死，“当时要是有勇气，真想自杀吓吓他。”

　　在学历的阶梯上越爬越高，她遇见的同学朋友越来越多，但也不得不体会“高处不胜寒”的苦处。随着社会私性化(Privatization)的发展，个人私生活优先这一原则得到普遍认同，即便是酒肉朋友和精神良伴，也得保持恰当的距离——尽量不去打扰别人的生活，也不要让自己的私生活被人际关系完全淹没。

　　比如说，她读硕士期间，室友关系都不错，大家成群结伴去“腐败”，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大家还是通过MSN询问——去不去吃饭？举目望去，每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此时大声吆喝有影响别人私生活独立性的嫌疑，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网络，从她们已有的路径依赖入手。

　　在网络上，她聚啸江湖，占山为王，在论坛中颇有名气，但对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却感到紧张和恐惧，见到陌生人的时候“十分放不开”。她长相清秀，至今还没谈过恋爱，有那么一次，看到一个令她心动的男生，但是还没来得及送上脉脉含情的秋波，她便陷入了自己内心的角逐，最终懦弱战胜了勇气——她连一句“你好”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受到90年代港片的影响，她一度想成为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这个浪漫冒险的想法注定不能成真。后来，她职业理想是烘焙面包，自在生活，与世无争，但最终还是成了职场上厮杀的小白领。如同当年五香瓜子和电视机一样，家成了她的堡垒，网络成了她心灵慰藉的一副良药。

　　至于未来，她极有可能加入“乏味的中产阶级队伍”。现代教育系统给了她极大的荫庇，她去年才离开学校，在此之前，虽然体能业已成熟，却被免以扮演全日制的社会角色，几乎隔离于现实生活以外。如今的抵制，更像是一个角色试验的过程，她需要重新确立作为社会主体的自我、寻找自己应该担当并适合担当的社会角色。

　　“没有父亲的社会”

　　“没有父亲的社会”，这原是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出版于1963年的一部专著的书名，也是今天人们分析青少年问题所常用的概念之一。

　　亚历山大在书中说，现代社会中父亲劳动的身姿在孩子面前渐渐消失，父亲已无法通过劳动来将道德准则及生活实践传授给孩子，象征权威的父亲像亦随之消失。由于父权的缺失，孩子不仅可能因为缺少父亲的示范和指导而难于成长，同时也会缺乏对规则的服从，还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父亲作为对手而无法确认自己的成熟。

　　7月19日，记者和徐星聊起这个“父亲”话题，并小心翼翼地向他求证上述判断有没有点道理，17岁的男孩没接这个茬。不过，他明确地表示不喜欢自己的父亲。6年前父母离异后，他跟随母亲生活。

　　他的父亲非常富有，发达之后轻易让糟糠之妻成了下堂妇，不过承诺供给前妻和儿子优渥的生活。徐星读私立中学，用最高端的手机和电脑，成绩不好——不过没关系，考不上大学可以直接出国。如同很多富家子弟一样，生活给了他想要的一切东西，他却发现这些并没有意义。

　　事实上，由于家庭离异或者俗务缠身，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已是普遍的事实。“没有父亲的社会”的内涵已发生新的变化，消失的“父亲”正在从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父亲像”扩展到父亲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无可避免地，母亲成了孩子最重要的社会化担当者。不过，对母性的过度依恋、母子关系的过于密切等，如今已成为不少研究者探寻青少年问题症结的重要途径，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与母亲间的一体化倾向已构成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严重的障碍因素。

　　徐星母亲唯一的工作便是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的个性闭锁、阴涩，由于缺乏与兄弟姐妹以及同辈玩伴的互动，他和同学交往有限，再加上成绩不太好， 各方面资质平平，在老师眼中也“没什么地位”。世界上最重视他的那个人是他的母亲，他最爱的人也是“老妈”。

　　他热衷于各种日本漫画和电玩，能够安静地从早玩到晚。他的母亲比较温和，虽然一度对他要求还有点高，但是最终不得不和现实和解，接受并承认儿子的现状，对儿子的爱好采取了宽容态度。她曾明确跟儿子表示：只要你不出事就行。

　　母亲显然没有意识到儿子的问题。或许是因为一切来得太容易，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这位少年对现实社会中人们关于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价值等观念充满蔑视。他最喜欢的漫画是曾经喧嚣一时的《死亡日记》， 并幻想自己也能有那样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死亡笔记本，能够决定人的生死——他并没有什么可恨的人，虽然痛感父亲在他心中留下的伤痕，但还不至于去恨他。这个少年偶尔的冷酷和偏执甚至不是起始于某种具体的仇恨，而是来自于与他人间的那一种孤独的无形障壁。

　　“凤凰男”的苦恼

　　从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后，方立阳(化名)在一条外资采油船上工作。一天有个新加坡人问他在陆地上是怎么过日子的，他回答：就是在家里洗衣服，吃饭，睡觉，上网。别人恍然大悟：噢，原来你是宅男啊。

　　工作特点决定了他着陆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做宅男，而工作的收入刚好够自己的温饱和网费。房价太惊险刺激了，工作6年，他还是没存上房子的首付。他不敢轻易地向家里打问候电话，因为每次父母的问题都令人尴尬：找女朋友了吗？

　　出生在1980年的方立阳无奈地说，80后逐步走向社会主流，我们的青春正在散场，却发现薪水正在贬值，连通货膨胀的速度都赶不上。

　　他决定去找女朋友，完成一个正常人的日常生态。他在中国最大的婚恋网站上注册，姑娘们很可爱，但是那些择偶要求让他打了退堂鼓：必须已经购房或正在供房，收入须在一万以上。搜到一个要求不高的女孩子，他赶紧和人家联系，结果聊了一个小时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转，到最后女孩愤怒了：“你工资到底多少？今年能不能买房？”

　　这次交谈让他得知自己原来是个“凤凰男”。所谓“凤凰男”，本是指发愤读书十余年，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他们进城市后，娶了孔雀女(城市女孩的代名词)，过上了城市生活，但由于原先的农村身份打下的烙印，产生了种种问题。不过，随着概念的泛化，那些来自农村、在女孩面前略显寒酸的男生都成了“凤凰男”。

　　方立阳感慨社会丛林法则的残酷。如今，男女双方各自设定好参数，勾画出理想对方的各种条件的区间，然后拿到市场上待价而沽。他调侃自己：“从进化观点来讲，我当属被淘汰之列。”

　　有一个女孩曾让他十分中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女孩丝毫没提买房的事，尽跟他谈人生、谈思想，他也滔滔不绝地发挥自己的才思，描述大海在阴晴雨雾各种天气下的颜色，以及农历十五月亮照在海面时的那种安静。对方礼貌得体，眯着眼睛十分神往地看着他。

　　不过，他没能在美梦里睡多久——女孩开始带着他疯狂地血拼，他的信用卡从刷卡机上一次次划过，“就像一把钢刀从心脏上划过一样”。 正当他考虑如何表达的时候，女方也托人传话，说没看上他，拒绝的理由是他太纯洁了——快一个月了，连手都没拉一下。

　　与其说这个理由让他郁闷，还不如说作为一个传统的男子，他适应不了现代快餐爱情的步伐，“我发誓，下次相亲一定第一次就拉手，第二次约会就接吻，第三次就做些少儿不宜的事情。”

　　不过他又坦白，还真没勇气这么做。情之为物，如果运气坏，只能让人伤心摧肝。他觉得自己“看开了”，现在在陆地的时候，每周四他去一次超市买够一星期的粮食和一星期的烟酒，其余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上次逛街已经记不得了是什么时候。

　　有一次出门的时候，他随手接了路边一包印着广告的纸巾，上面的广告非常有意思：××医院特别推出寒假优惠，具体包括无痛人流、皮埋避孕、处女膜修复、乳头漂白、阴道紧缩等业务。他啼笑皆非：太久不接触社会了，原来外面是这样一个世界。

　　他无法回归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他怀念田园牧歌式的悠闲和家乡的打麦场，就像住在水泥楼房里那些人在怀念古井小院一样，但是回得去吗？租房子的时候，他曾经尝试回农村住，住了一个月发现适应不了那种安静，只能回到城市生活，再次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对注重精神层面的当代年轻人来说，这种无处安身的感觉并不陌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愤怒与迷茫中度过青春，但仍然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道德激情。在物质化时代，年轻人在现实社会面前溃不成军，转型社会带来的价值规范断层使当下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和皈依，方立阳感慨地说：“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孤儿。”-

　　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

　　撰稿·季天琴

　　7月1日晚，贵州省就瓮安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其后在各大网站呈井喷式爆发：“给我做三下俯卧撑，我也能推动地球。”“如果我曾经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比别人多做了三下俯卧撑。”“我有一个梦想，有这么一天，每一个黑人都可以自由地做俯卧撑，而没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

　　事隔一天，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成为网络传播的关键词。在主流语境中，这个以极端方式结束别人生命的年轻人可用“丧失人性”来形容，但在网络江湖上，“刀客”杨佳竟然有了不同版本的“列传”，“杀人犯”变成了“杨大侠”。

　　无论是“俯卧撑”还是“杨大侠”，这两个网上流行的关键词有个共同特点——都来自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都包含了某种观点、立场乃至批评的力量。处于舆论被引导的时代，这些关键词身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切口”与“暗号”？针对这个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洪兵副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的采访。洪兵说：

　　当类似于“我是来做俯卧撑的” 变成某种意味深长的符号开始流行时，至少说明潜藏其内的社会矛盾或者公共事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事物暂时得到了被强化。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当他看到别人MSN签名档变成“三个俯卧撑”后，特地追根溯源，在网上看了瓮安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人们或许只在不经意间传播一些“俏皮话”，但是这些话有时恰似一种暗度陈仓的面具，内嵌着一种随时可被引渡或者激活的情绪。

　　在发布会后几分钟，“俯卧撑”就成了流行词，其实是一种略带狡黠的嘲讽和追问，背后涌动的是一股暗中争夺话语权的潜流。网民带着“俯卧撑”的面具在观察公共事件，表面沉默的背后是对公共事务的某种程度的认知和看法，也反映了公民权利面对强大公权力时微妙的心理变化，换句话说，一些网民在寻找心理宣泄的出口。对于并不具备强势话语权的普通民众来说，这可能还意味着“公民在场”——虽然他们没机会开口发言，但他们可以表示正在关注此事。

　　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俯卧撑” 使用者用这个流行词来表示自己在信息潮流中并未落伍，并用一种娱乐态度掩盖或判断现实，这样导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被放大的，往往并不是最需要被关注。网络关键词通过流行的力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关注，但注意的间歇很短，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反而会丧失了这个事件自身的深层意义。

　　对瓮安事件的调查结果，我并不意外，法医的再次尸检结果是“溺水死亡”。但我也完全理解了它如何螺旋式上升为群体性冲突事件。但我们要认识到，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俯卧撑”，视线却忘了更深的层面：第一，政府有责任公开这些相关信息，而公民也有权利和有渠道了解全面的相关信息；第二，政府的治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跟报纸相比，中国的互联网承载了巨大的民意和情绪。这当然有积极意义，它给民众提供了一个无穷大的“电子广场”，在这里汇聚起不同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草根”民意，以其独立的民间视角和立场，不知疲倦地对所有重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尽管其中夹杂着失真、情绪，却改变了以往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改善了极度失衡的强势和弱势力量对比格局。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比如说 “周老虎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真相的隐瞒、对是非的遮蔽，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难，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也在加快转变，与时俱进。

　　目前大家这么依赖互联网，觉得互联网能给人带来真正情绪的宣泄，这往往导致非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说，这次在网上散发“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信息的郏啸寅，如今已确定他发布的是谣言。之前，谣言经过人们想象力的发酵下，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几乎发展成了流言。

　　这都促使人们认识到，越是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越是要信息公开；对付流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比它走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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