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迫切开闸 义乌民企陷入高利贷陷阱

　　财经专题

　　民间借贷开闸之后

　　引言：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性现象，在地下式存在的长期时段里，始终挥不去高利贷的阴影。在银行加息、银根紧缩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开闸的迫切性越加突出，终于催生了日前由央行和银监会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不啻一石激起千层浪。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银监会此举有充当救火队员之意，就在《意见》出台前后，民间借贷发达的浙江等地，由于制造业成本的挤压，已出现大面积的民企资金链断裂现象，同时又纠缠着高利贷生态破产后的难局。不论从为制造业开辟融资渠道还是规范业已存在的地下金融来说，《意见》的两种使命，某种意义上是同一项任务。

　　这项任务能圆满完成吗？尚需拭目以待。但民间借贷的“扶正”，实已是应有之义。本刊刊发本专题，从企业个案、高利贷现实、地方试点、高层决策多个层面解读《意见》出台的背景、必要性和意义，藉此对民间借贷开闸后的走势有所展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丁仕松/浙江报道

　　义乌民企的高利贷陷阱

　　宏观环境的紧缩原不足以绷断金乌的产业资金链

　　浙江义乌经济开发区一块72亩的土地，该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选址在此已近两年，随着背后投资人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及其家人避居海外，奢华的蓝图被迫掩埋在丛生的杂草中。

　　张政建主导的金乌集团，总资产逾10亿，因深陷民间高利贷丛林，迄今背负着总计17亿元的债务，包括约8亿的民间本金、约6亿的民间高利息；2.98亿的银行融资和约5000万的银行利息。

　　“张政建不是第一个跑路的商界大腕。保兴汽车老板跑路了，东方万博集团也垮了，更著名的一些明星企业也处在崩盘的边缘。”义乌市银行界的一名高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些人的“祭文”上不外乎两宗罪——“高利借贷、盲目投资”。

　　吞服高利贷毒药

　　张政建，1967年生人，义乌市最早一批开办企业的农民。1994年，张在老家义乌大陈镇创办浙江娇丽袜业有限公司。此前，初中文化的张在河南、河北跑商，1991年才回义乌市场租摊位专心做袜业批发。

　　1998年，张政建和姐姐张金碧以浙江娇丽袜业和制衣有限公司为基础，合股创建金乌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张政建控股85%。1999年，金乌集团是义乌市第一家获得进出口权的民营企业，历年被有关部门授予“优秀私营企业”、“明星企业”、“最具竞争力企业”等称号，为金华地区民营企业50强之一。

　　2004年，张政建因一口气拿下迪拜“龙城”500间商铺而名噪一时，为此斥资1亿多元。“龙城”总投资3亿美元，亦称“中国商品（迪拜）分拨中心”，形如蜿蜒游动的中国龙，是中国商品在中东最大、最具象征意义的集散地，总共不到4000间商铺，张一人占了1/8。

　　和很多浙商一样，41岁的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由农民而商人、而知名企业家，勾勒了一条成功者的轨迹。2008年初的公开资料显示，金乌集团总资产超过10亿，在职员工2000余人。集团共拥有14家子公司，横跨农业、纺织、化纤、贸易、地产、生物技术、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

　　然而，庞大的金乌集团此时已吞服了过量的高利贷毒药。本刊记者获得的确凿消息显示，2007年底，统计报表显示金乌整体负债8.2亿元。

　　“农历春节后，金乌已经撑不住了。”金乌集团的一名债权人告诉本刊记者，金乌旗下一些企业的纳税异常减少，集团也未参加工商年检。2008年3月，张开始不付利息了，在债权人的要求下，张召集核心的几十名债权人当月在临县东阳碰头，初步统计金乌集团的民间欠债13.8亿，其中本金约8亿，孳生的高额利息达6亿。

　　4月24日，当地法院申请冻结了张政建持有的金乌集团1264万元的股权，金乌的资金链开始经受各方的拆解。5月底，张无力应付民间债权人的逼债，从一要好朋友处借了1000万，“准备赴国外找人合作投资开发区的五星级酒店，救救看”。6月3日，张从义乌飞北京，6月5日借道香港赴马来西亚，找不到张政建的债权人开始抓狂。7月1日，金乌全面停工；7月15日，金乌危机经媒体公开披露，“这次他真的回不来了”，张政建的一名好友扼腕而叹。

　　放贷与转移资产

　　“金乌死了，归结于宏观经济形势是不对的，银行惜贷只是诱因。金乌的主业做得很好，一直在盈利，而且银行贷款是够用的，也不需要借高利贷。”大陈镇一名纺织业老板对金乌崩盘内幕自有看法。

　　浙江娇丽袜业制衣有限公司是金乌起步的本业，主攻欧美市场。2007年，娇丽袜业销售额超过1亿元，列该镇单个企业第四位。今年上半年，在原材料上涨5%、劳动力成本上涨12%的情况下，娇丽的利润依然能维持在12%以上。

　　“其主攻中高端市场的山图服饰，在中东销路很好，这两年都有几百万美元的订单。”此外张政建2005年7月投资的山图商务酒店，地处义乌市中心绣湖广场边，“客房几乎天天爆满，餐厅平均月盈利在30多万，在义乌做得很好了”。

　　2008年7月1日，受累于集团财务危机，被抵押贷款的娇丽袜业制衣被迫停工，高管追索应收账款遣散员工；抵押给农业银行的山图酒店已易主装修，农行为其提供的6000万抵押贷款，已是金乌最大一笔银行贷款，可见金乌的颓势。

　　张曾经提出用义乌山图酒店、山图服饰厂房偿债，以旗下山图酒店抵债为1.2亿，其中6000多万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下的6000多万则用于偿还大约3亿资金，另一个则是用上述超豪华酒店的土地以7亿元价值抵债。但此尝试胎死腹中。

　　“金乌的死因不仅仅是盲目扩张。其做高利贷生意、转移资产的内情有待调查。”义乌市某股份制银行的一名副行长严军（化名）透露，5月初，义乌银监办已将金乌的情况向上汇报，金乌集团近年在写字楼、土地、建设房产等大项上的投资总额约3亿元。包括在开发区筹建的五星级酒店，约1亿元土地出让金；山图服饰120亩新厂房用地，2000万元；与北京两位神通人士（两人自称高干子弟，后张发现被骗）在太湖边购地1000亩，约2亿元。

　　据统计，金乌集团及相关企业的银行融资与大额投资相当，为2.98亿，涉及浙商银行、金华商业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浦发银行。事实说明，仅上述投资并不足以绷断金乌的资金链，金乌也不需要借民间高利贷来维持运作，集团大量借高利贷的真正原因是用于放贷牟利。对这种周转链条很不稳定的暴利追求，最终让金乌苦果自尝。

　　“如果做主业，金乌是不会雪崩的；实际上集团是个空架子，真正的资金都拿去放高利贷或转移到迪拜了。”义乌某商务调查公司的商账管理师告诉本刊记者，浙江杭州桐庐县某村民，将全村人借个遍，凑了几千万借给金乌，后追踪调查发现，这笔钱借给了曾轰动一时的“富姐”吴英。

　　严军则称，金乌与吴英有资金往来，但量不大；大陈当地的企业涉足高利放贷，金乌也不算最严重的。但转移资产情况有待警方介入调查。早在2006年，银行发现其财务混乱。“转移资产”的行为随后初露端倪：金乌为筹建中的五星级酒店成立的“义乌市高慧酒店有限公司”是以“外商独资”的面目出现的，2007年9月25日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叶倩，在金乌的子公司序列中没有高慧的名字。

　　同时，在迪拜，张政建生意做得很好，不仅拿下500间商铺，还设立了阿联酋金乌集团国际有限公司等四家海外子公司。在压缩国内企业资金、甚至抛弃娇丽袜业的情况下，张保全了迪拜的资产。

　　“张政建很可能去迪拜，他的妻子和儿子已分别于今年2月25日和6月18日赴迪拜。”一名不愿具名的债权人透露，万不得已，他们打算将债务转移给在迪拜经商的义乌人，在那边起诉张政建，向他追债。

　　截至7月18日，义乌法院已受理涉及金乌的案件46件，标的额1.37亿；单笔标的额超过1000万的归金华市中院受理，金华市中院表示“尚未审结，不便透露具体数额”。

　　张政建走了，留下近乎空壳的金乌集团。7月17日、18日，义乌市政府连续召开两次金乌专题会议，由常务副市长宋英豪牵头、多单位参加，成立“风险企业有关问题处理领导小组”。“如涉嫌经济诈骗，公安部门将开展必要的调查。”一名与会的义乌市委常委透露。

　　7月24日，失去一段联系之后，有债权人联系上了身在迪拜的张政建，张在电话里表示，将会设法处理遗留问题。

　　高利贷狂飙

　　“2002年前后，是义乌企业的扩张期，但主要往上游扩张。而且做实业步调很谨慎，并非银行授信它就敢贷。2005年，民间金融开始勃兴，一些大的企业扩张，成立集团、控股集团，涉足本地和外地的房地产。”严军分析，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也推高了他们的胃口，“根据同一份财务指标计算，每家银行都贷给它2000万，就是1亿多了，这些钱怎么办？投资房地产。”

　　与此同时，一些财务不健全的中小企业很难进入银行的法眼，“成功的企业将容易贷出的银行资金，成立担保公司，再加上民间吸收来的资金，做起钱的生意，加剧了银行的风险。”

　　2005年吴英开始在大陈镇活动，短短两年，吸存了近10亿资金，大约8家企业受其牵连。“大企业赔了几千万，就龟缩了，一些从亲友处筹资的掮客日子难过，今年，跑掉的人很多。”严军说。

　　他透露，2007年下半年以来，因银根紧缩，民间金融步入“牛市”通道，误入了“传销式的梦呓”之中，很多人拿血汗钱巴望着发财，大家都在“博傻”，希望自己不是崩盘时的最后一批，“垃圾股”也升天了，一些空壳集团在做大的诱惑面前，拼命吸存，等到发现撑不住时，就转移资产跑路。

　　本刊记者掌握的一份证据显示，苏溪一名没有做生意的农民，也能吸收7000万的高利贷，目前，此人已经失踪。金乌集团的个头虽然大很多，但还是难以抵御变幻的高利贷生态链的风险。

　　目前，义乌市在册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注册的比注册的多”，在义乌市的化工路、江东路、义东路比较集中，各城中村、小区也散落着大量的小店面。而在民资更为充沛的温州市，自2001年开办第一家担保公司以来，已发展到240多家，2007年，仅温州乐清一地，即有18家担保公司、73家投资公司成立。

　　“真正的大佬都不一定有店面，吸收资金主要靠人脉。”义乌一名高利贷掮客告诉本刊记者。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义乌民间拆借的利率持续走高，“月利6分是比较保守的，行情是8~9分，一些大企业通过中间人，给出1毛的月利。最高的是按天计利，1万元的本金每天利息50元，折合月利约1毛5。”1毛5的月利，不考虑利滚利和短期多段拆借，理论上的年利即达180%。

　　浙江省银监系统6月底的监测数据显示，民间借贷利率“有很大的提升”，加权平均为1分2，年息12.6%；民间借贷参与中小企业生产周转的月息约1分8；日拆性、调头寸等短期拆借，3~5分，最高8分。

　　“很遗憾，全省的民间借贷规模无法科学地统计。”浙江省银监局、人民银行杭州市中心银行的有关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民间借贷的隐蔽性，而且“水太深”，无法全面掌握数据。

　　民资寻求正名

　　“宏观调控，一批不健康的企业倒掉，也是正常的。义乌的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义乌一位市委常委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该市市委书记此前曾下基层调研，贸易和工业运行平稳。上半年中国小商品市场成交额145.9亿元，同比增长9%，增长水平与去年相当，内需趋旺、外需下降。

　　“民间融资在中国一直存在，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正面肯定。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其作用是非常好的，尤其在浙江企业的起始阶段，功不可没。虽然目前有一些风波，但不是主流，监管部门更多的是要引导，比如小额贷款公司，让民间金融从地下转到上面来。”7月19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国际研讨会”上，人行杭州支行一名代表这样表示。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任黄复兴在会上分析，浙江民间借贷传统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解决家庭经济短期困难”；改革开放后，成为小企业的创办资金；现阶段，主要功能是“救济资金”，而且形式不断翻新，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由于大多无抵押、无保证，风险明显，而且极易诱发高利贷和非法集资，需积极介入管理。

　　浙江省率先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被寄望为“招安”民间金融的正途。义乌大佬梦娜集团、新光集团等报名参与。由于民间资金充沛，义乌拿到了两张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外部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放贷资金来源于资本金和捐赠。而且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严军分析，这些限制因素造成地下高利贷仍有存活的空间，但对抑制高利贷、促进担保行业洗牌仍是有利的。

　　义乌市一份《上半年金融形势及下半年对策建议》指出，6月末该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663.8亿元，同比增长16.7%，“确保了有限的信贷规模发挥出较大的支持经济发展的效力”。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扩张过快或盲目扩张，中小企业增本减利严重，以及部分开发项目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周期拉长的小型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个别企业有资金链断裂风险。并建议“依法打击金融违法活动，依法取缔地下钱庄、高息融资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维护好金融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