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提高“犯罪价格” 打击经济腐败

　　提高“犯罪价格” 打击经济腐败

　　近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七)》，此次刑法修改是对一些具体罪名以及量刑进行调整，其重点是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和贪污、贿赂行为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反腐败方面，例如将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的“巨大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罚提高，由5年提高到10年(草案明确规定“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若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论处，罪名即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以外，《刑法修正案(七)》还扩大了受贿罪主体(即扩大了贪腐链的“相关利益人”或者是“特定关系人”)——例如亲属、情妇(夫)共同受贿的情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刑法修订将对证券内幕交易、单位洗钱以及传销(新设“传销罪”)等犯罪行为加大了惩罚。

　　由于此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罚不过5年，同贪污罪、受贿罪以及挪用公款罪相比，量刑最轻，几乎成为动辄贪污上千万的贪腐官僚分子“权衡之下取其轻”的选择，他们可以在法律辩护上进行巧妙的回避和迂旋，逃脱其他罪名的“拘捕”，选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避风港”。

　　毫无疑问，此次《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实用主义将犯罪及其惩戒看作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预警方式，刑事的惩罚决定于犯罪损害与查获几率，也就是说，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定价”，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和查获及惩罚几率。之所以要大幅度提高对贪腐的量刑标准，并封堵贪腐分子的“避风港机制”，主要是因为现在贪腐者的规避手段越来越多、做案潜而不显，贪腐链条的大量相关利益人很容易实施“贪腐交易的隐形化”。

　　换句话说，如果犯罪的成本低或者被抓获的概率很小，那么就是一种潜在鼓励犯罪的做法，因为这意味着犯罪所负担的成本非常小。如果要抑制犯罪，就必须要在两个方面提高犯罪成本，一个是用提高刑事惩罚的严厉性来提高犯罪的价格，从而降低犯罪的发生率。但这一做法的力度不是无限的，因为过度量刑反而会降低罪犯悔悟的决心，或者让罪犯在初次犯罪后有极强的动力连续犯罪。另外一个方面是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即提高罪犯将资源用于一种犯罪行为，因而放弃从事其他行为的收益。这需要引入制度建设，例如民主化的监督、透明的信息披露、清晰的财务以及对权力的制衡，就像一位伟人说的“坏制度让好人做坏事，好制度让坏人做好事”。贪腐行为由于其隐蔽性，适合用重典惩治，而长远防治则更需制度建设。

　　相比之下，像许霆式的ATM取现案，因ATM配摄像头和信息记录，其抓捕率很高，犯罪成本很高，即使社会一致谴责许霆的道德及对社会风尚的恶劣影响，但由于其犯罪成本高，判像无期徒刑这样过高的刑罚是不妥的，但庆幸的是，中国的法官已经及时更改了判决，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和与社会互动的风格。

　　就像贝卡利亚在其200年前撰写的现代刑法学的开山之作《犯罪与刑罚》里所认识的那样，罪刑法定与危害性是政治社会对犯罪的一种评价，我们可以理解成刑法的一种政治因素。但在这个理解过程中，我们要将“成本收益”等经济学思想适当考虑进去，将刑法纳入一种“面向未来的视野”中，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和命题，同时形成与民意和传统认知的协调，而这也是这次刑法修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