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前程序理当成为人们高度关注、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既是民事诉讼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又是关乎法院审判工作全局的重点问题。
在种类繁多、特点各异、数量倍增的民商事纠纷案件面前，我国民事诉讼机制、人民法院审判模式已显得极不适应。研究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特别是中国是否需要审前程序，建立何种审前程序等问题显得极为重要。
姜启波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学博士
人类社会总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前进，纠纷产生在所难免，关键是解纷机制必须适应社会需求。按照日本学者小岛武司的概括，解纷机制大致为三种模式，即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裁判中心主义，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裁判与ADR并行的协同主义，瑞士和丹麦及英美为代表的中间主义。
回顾人民司法经过的历程，不同历史时期解纷模式迥然不同。从陕甘宁边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调解中心主义，审判方式改革短暂时期的裁判中心主义，新世纪的调判结合主义。
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解纷模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元化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纷争、多元化价值需求，要求解纷机制必定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既包括诉讼外解纷方式的多元化，又包括诉讼内解纷方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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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立民事审前程序已势在必行 从近年来我国部分法院实践看，尽管人民法院对诉外解决民事纠纷抱有很高期望和积极态度，但因种种原因，始终难以取得令人欢欣的效果，使得人们不得不将精力投向诉讼机制内、由法院主导的多元化机制上来，这也是在我国建立审前程序势在必行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
司法裁判的对抗性、强制性，决定了它在一般情况下并非解决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最佳方式。
解纷止争是法院的基本职能，但从解纷实效角度考查，裁判往往加剧当事人的矛盾，它只能从形式上解决纷争，深藏于当事人内心深处的焦虑、绝望、愤懑不会因为裁判而自然平复。相反，裁判结果常常与文化因素等伴随，引起当事人更为复杂的心理，激起比纠纷初始阶段更加强烈的情绪，轻者上诉、申诉、缠诉，重者选择以非法和暴力为常态的自立救济，酿成所谓“民转刑”案件。因此，在解纷方式的选择上，裁判应当是备选的、被迫采用的方式，决非首选的最佳方式。也正因如此，建立审前程序，以替代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的必然要求。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固有差距，意味着裁判常常只能接近而无法完整再现客观。
法官对案件的审理无论多么仔细，思维多么缜密，裁判多么公正，在当事人眼中也总有不足。当事人预期与裁判误差往往导致司法与民众冲突。而减少冲突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裁判应用率。这恰恰是民事审前程序、多元化解纷机制所追求的目标。特别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下，避免司法与民众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政权稳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司法资源相对于公众需求，始终是有限甚至是稀缺的。
目前，我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案件增长趋势仍将延续，司法功能不断遭受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目前的问题是社会纠纷总量过大，尤其是一些群体性的、较大规模和影响的、在普通程序中难以解决的纠纷的发生和蕴积，可能形成冲击社会和谐的强大势能。”另一方面，审理期限的法定化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矛盾，有些基层法官年均结案超过了两百件，在“裁判中心主义”伴随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司法“三高”现象，即高裁判率、高上诉率、高申诉率，司法资源“全线紧张”，最终导致终审制度受到冲击，公信力广受怀疑。
诉讼程序的充分与合理对司法解纷功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存在单一化问题，当事人程序选择权难以保障；审判组织设置不尽合理，案件程序分流，既空间狭窄，又无承接主体。从程序角度看，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仅适用于少数特殊案件。督促程序系立案前申请程序，若债务人提出书面异议，督促程序即终结，当事人需重新起诉。这样的设计严重脱离实际，实践中成为“休眠程序”。因此，常用程序实际仅有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审判中演变为基层法院主要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法院适用普通程序。诉讼程序单一化，严重制约司法功能发挥。
鉴于以上原因，建立功能完备的民事审前程序，实现诉讼程序多元化，保障司法解纷功能有效发挥，适应社会新需求，已成当务之急。
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无法移植 围绕审前程序的建立，国内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最高法院也在联合国及有关国家合作下开展了专项试点。不过，理论研究并未打破国外程序制度的桎梏，试点效果也不甚明显。笔者以为：由于中外司法理念根本不同，特别是支持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具体制度在我国缺乏社会基础，虽然它在世界很多国家获得成功，在中国却无法移植，制度介绍性的“理论研究”也失去意义。因为：
强制答辩制度与我国诉讼传统不符。
审前准备程序要求被告及时答辩，明确其对于原告请求承认与否。为此，许多国家规定了强制答辩制度，否则法院即可依据原告诉请作出不应诉判决。但在我国，答辩权一向被视为被告的重要诉权，被告不在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被告可以在庭审结束前的任何时间进行答辩，拒绝答辩也不能视为是对原告诉请的自认。我国民事诉讼法甚至允许公民口头起诉。这样的诉讼传统和制度理念与西方审前准备程序的要求格格不入。
强制代理制度缺少必备条件。
强制代理制度是对强制答辩制度的补充，即当事人的书面答辩等工作可由律师来完成，但这涉及律师数量和对律师费用的承受力问题。在审前准备程序相对完善的加拿大，平均165人中至少有一名律师，美国情况也大抵如此。在德国，为了使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当事人能起诉，法院会指定一名律师，其费用由国家支付。我国目前有律师十四万三千人，约合每万人一名律师，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差60倍，强制代理制度无法实行，短期内我国财力也恐难承担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证据失权制度难以推行。庭审的集中化要求当事人在审前提交全部证据，避免证据突袭引起的重复开庭。
因此，国外大多规定了证据失权或举证时限制度，将提交证据的时间限定于审前会议结束前。我国虽然也在尝试建立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与强调发现真实，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传统相悖。这一制度遭受多方抵制，当事人在审前、审中，一审、二审、再审均可提交新的证据。举证时限制度形同虚设，难以推行。
法官管理制度与国外不同。
审前准备程序的实效化需要设立与审理阶段相对分离的主持者，如英国和美国专门设立了主事官，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也设立了与主审法官相对分离的受命法官。我国法院从未明确专门的审前准备组织或法官，准备法官设置短期内难以实现。实践中负责审前准备工作的主体也差异甚大，一方面导致重复准备，资源浪费，诉讼拖延；另一方面在某些诉讼环节上出现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的真空。试点法院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的衔接，也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
可以得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前在我国无法复制和移植，实践中难以推行。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的架构 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在立法思想上一要借鉴国外于庭审前解决大量纠纷案件的理念；二要在制度设计上跳出国外立法的窠臼；三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司法现状出发，大胆创新。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的设计构思应遵循以下原则和方向：在程序地位上，民事审前程序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程序，其与开庭审理程序是并行的程序。在程序功能上，着重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并以庭审替代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民事纠纷。在程序特征上，整合现有程序制度资源，形成诉讼内和法官主导下的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程序保障上，以人民法庭和基层法院立案庭为依托，附设并健全解纷组织。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本质上系多元化解纷程序。
一是法官指导和法院附设下的委托调解。即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已经受理的案件委托附设的人民调解室进行调解，当事人申请制作调解书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制作调解书。实践证明，法院附设的调解易为当事人接受，效果最好；二是立案法官的释明与调解，对不宜委托调解、当事人不接受委托调解或者审判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件，立案法官可于指导举证、财产保全和解决管辖权异议等环节，加以调解或准予撤诉；三是激活督促程序，发挥支付令作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的案件，经征得原告同意，可向被告发出支付令，被告有异议的，案件可进入调解或者审理程序。判决结果与支付令一致的，可考虑由被告承担拖延诉讼的法律后果；四是建立小额诉讼速裁程序，除与公益有关的诉讼外，实行一裁终局，当事人不得提出上诉；五是增设当事人同意的书审判决，对于当事人申请或同意法院不开庭判决的简易纠纷，法官可只根据书面审理作出判决。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的实践应用，须从审判工作全局谋划，在坚持调判结合主义基础上，逐步转变裁判中心主义观念，使部分审判职能审前化，司法资源配置审前化，真正将审前作为化解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主渠道。要根据审前程序不同解纷方式的要求，在人民法庭和基层法院立案庭建立案件繁简分流组织，加强对案件性质与难易程度的识别，及时、准确分流案件，保障案件进入合理程序。同时，健全调解和审判组织，搞好调审对接，强化纠纷庭前调处及速审速裁功能，以最高效率、最大限度地解决案件，并争取最佳审判效益和社会效果，实现审判由“三高”向“三低”，即低裁判率、低上诉率、低申诉率的转变，赢得审判工作乃至法院工作全局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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