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的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上，司法公信，成为45位大法官关注的焦点——
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究竟有多高？为什么公众感受与法院自我评价有差距？提高司法公信路径何在？
这些问题，在8月30日结束的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上，引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5位大法官的深思。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说，提高司法公信，增强司法权威，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公正，二是自身。我们要抓住这两个关键词，立足于公正，着眼于自身，摆问题、查原因、拿措施，做到“公信立院”。
追问“反差” 司法裁判，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案件一进门，两边都托人”；息诉服判率总体不算高，一些当事人“信访不信法”；生效裁判自动履行率低……
许多大法官表示，一边是案件激增，绝大多数法官恪尽职守、公正办案；一边则是公众对法院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批评越来越尖锐、质疑越来越激烈，案结事不了。
出现这种反差，在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李克看来，有多方面原因。从法院自身看，一些法官司法能力不强，无法适应公正、高效司法的需要；少数案件裁判不公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法官不注意司法形象，容易引起当事人无端猜疑。从当事人角度看，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长，与现实司法之间存在落差，引发不满意与不信任，甚至缠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溯认为，从内部找影响司法公信的原因，突出表现为三点：一是司法行为不规范，极少数人甚至作风粗暴、行为不端，使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二是司法效率低下，有的案件久拖不决、久执不结，当事人反映强烈；三是司法人员腐败现象未完全根除，极少数司法人员甚至枉法裁判。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表示，司法公信缺失会带来严重社会后果：公民守法积极性会随之下降，还可能通过私力救济甚至非法手段，去解决纠纷进行报复；也会影响地区的投资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寻找路径 “形象系于公正，法威存乎民心。”提升司法公信，首先要确保司法公正，还要保证公正转化为公信。路径何在？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正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认为，公开审判，包括向当事人、向社会、向媒体公开，可以有效增强司法公信。“只有使裁判者产生结论的过程处于向社会公开的状态，才能防止暗箱操作，才能减少司法专横和腐败，才能赢得公众信服，才能使裁判获得广泛的可接受度，从而树立司法公信。”
有效化解矛盾，法院应“放大”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认为，调解和判决相比，更花费时间、精力，更考验法官智慧、能力；在考核评分上，却“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应探索建立更为科学、更为合理的绩效考核、审判管理机制，充分调动法官调解积极性。
“提升司法公信，要有强有力的廉洁保障。”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新岚建议，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确保案件的质量效率，确保队伍的公正廉洁。比如，可以实行向案件当事人发放案件监督卡制度。
实践中，一些案件在程序和实体上都没问题，当事人仍不认同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的法官机械执法、就案办案，而未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化解矛盾是比依法裁判更高层次的要求。必须特别注意培养法官做群众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细节”突破 不久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展示38面“亮丑”展板，引起不小的轰动。
北京市三级法院随机抽选1万余件民事裁判文书，集中评查“挑错”。针对检查发现的30多类差错，制作了这38面展板，在市高院公开展示，各法院轮流参观，还邀请人大代表、特邀监督员、媒体记者等参观报道。
是小题大做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池强回答：司法公信不是法院要来的，是靠法官公正、严谨的工作逐渐培养起来的。
天津在全市法院推行“诉讼服务中心”：更新改造现有立案大厅，设立导诉台，为当事人提供立案投诉、信访、咨询、判后答疑、案件查询、诉讼材料接收、诉前调解、司法救助等一站式服务。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少平说，我们就是要积极主动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上海的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中，双方都嚷嚷判决不满意就上诉。拿到判决书，他们惊奇地发现：7页判决书，附录的法律条文达3页！加上法官耐心解释，双方服判息诉。
“推行判决书后附录法律条文，可以使当事人更直观地理解裁判理由，让司法公正看得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表示。
农村人口占80%的云南，今年以来，区县法院50%的民事案件、人民法庭70%的案件直接到村巡回审判。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说，中国的国情是，许多地区的老百姓还不知道怎样打官司，怎样举证质证。“中国司法要走出困境找回公信，必须更加强调司法的人民性，高度重视社会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让公众接受我们、信任我们。”本报记者 吴兢 (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李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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