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重拳为何难成中国股市利好

　　10月5日，证监会宣布将于近期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发行工作。业界普遍认为，这两项新的举措旨在扩大股市资金来源，完善股市价格机制，当可视作9月18日“救市三策”后新的利好。

　　无奈股市沉疴难起，上证综指十一国庆节前收复2300点后旋即回落，截至10月8日收盘，股指再次跌至2100点以下，据此不难想见，当此投资信心极度萎靡且世界经济同步趋冷之际，政府出手维稳虽属必然，却很难再现当年“5·19”那般政策救市的“妙手回春”。

　　不过，不复迷信政策，可谓市场趋向理性之表现。以融资融券业务为例，目前可用于融通的资金多于证券，再加上股市行情已处于超跌区间，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多头的能量强于空头。只不过，截至2007年末，内地券商净资本之和不足3000亿元，少于牛市一天内完成的交易量，仅以此论，融资融券业务短期内很难构成实质性利好，市场对其反应冷淡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作为股市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融资融券业务可发挥内在价格稳定器的作用。我们曾在本栏目中多次指出，本轮A股暴跌的主题是对前期暴涨的报复，而前期暴涨之所以信马由缰至疯狂的境地，最直观的缺失恰在于A股市场不存在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制衡工具，由此导致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所有投资者只能通过先买后卖单边获利，及至行情稍有反转则又因为未曾套期保值而竞相出逃。

　　A股市场发展至今，以往动辄得咎的诸多急症，如股权分置、散户主导、市值偏小等，都已无法解释行情何以如此颠簸，以及维稳何以如此困难；而发展中暴露出的新的困顿，近乎必然地揭示出，惟有制度建设才是A股市场继续稳步前行的动力源头。

　　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靠放松管制、加强创新，另一方面要靠完善监管、厉行法治。以往较长时期内，鉴于新兴加转轨的特征，中国的创新类制度建设往往被放置到渐进式改革的后期实属无奈。仍以融资融券为例，虽然说，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提高保证金比例降低交易杠杆，但是这种创新毕竟会在客观上放大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近期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例证。

　　证券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特殊市场。我国试行融资融券业务后，摆放在监管者面前的严峻挑战是，中小投资者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内幕交易的忌惮会否进一步被放大。应该看到，此前内地股市客观存在的怪相之一就是，违规收益时常大于违规成本，如去年发生的杭萧钢构信息披露违规违法案，相关责任人非法获利千万元以上，但被课以的罚款总计不过110万元。

　　恶庄横行的市场无法进行必要的创新，因循守旧的市场则无法适应形势的变迁。A股市场此前两年屡屡惘顾政策打压“执意”暴涨，以及最近一年屡屡漠视政策扶持“执意”暴跌，除了调控政策本身或有可商榷之处，最根本的原因仍在于监管与创新难以兼容、相互制约。反过来说，如欲打破股市调控力不从心、左右为难的“囚徒困境”，必须追本溯源，检视制度结构中固有的缺陷，以监管和创新的齐头并进取代以往经常出现的此起彼伏。惟有如此，亟待维稳的A股市场方能迎来真正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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