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预言者克鲁格曼的纠偏构想

　　危机预言者克鲁格曼的纠偏构想

　　本报记者 万磊

　　“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地时间10月13日清晨7点40分，保罗·克鲁格曼更新了他的博客，在这篇题为《一个有趣的清晨》的文章上，内容仅此一句。

　　此前40分钟，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于北京时间13日晚7时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表彰其对于“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活动区位”所作出的突出研究贡献。

　　保罗·克鲁格曼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他在经济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这一理论，将有限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由一国引入到国际贸易中，有效解释了国与国分工后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域经济优势。“这个理论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

　　不过，在大溃败席卷全球金融的当下，或许更受瞩目的是克鲁格曼对金融危机的预判力和他获奖之间的关系。

　　“他的获奖是众望所归，很多年前大家就认为他该得奖了；但是在当下获奖，也与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有很大关系。”10月13日晚，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克鲁格曼在1994年的《亚洲奇迹之谜》一书中，将缺乏技术含量的东南亚经济增长称为“纸老虎”，并据此预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2007年以来，他也一直对美国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在全球顶尖经济学家中也是先驱。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独立人格魅力的经济学家，虽然被人叫做‘乌鸦嘴’，但是他犀利的观点，独到的判断，往往在最后被印证。此外，他的文采之好，在诸多当代经济学家中也首屈一指。”梁小民说。

　　对贸易理论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科幻文坛大师阿西莫夫在不朽的科幻巨著《基地三部曲》提到了两个著名的“事件”，一是“已有一万二千年悠久历史”的银河帝国行将崩溃，二是“心理史学”可以“把经济及社会力量的影响导入模型后，便可准确地预测出社会的发展走向，甚至进一步在关键点导入适当的变数，进而改变以后社会发展的可能途径”。这部书对1953年出生于纽约郊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克鲁格曼影响巨大。

　　作为阿西莫夫的粉丝，克鲁格曼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拯救文明的心理史学家。这其中蕴含的逻辑是，存在某种理论，它能更好地解释社会的运行，以及通过(政府)设定相关“变量”或者说“参数”，可以最终改变社会的运转方向。

　　这一梦想激发了克鲁格曼内心深处强烈的“拯救者”情结，这促使他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盛行的当代献身于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桂冠的宏伟事业，年少的他将这种学术的“自负”引入到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希望以此给社会运转增添新的思想动力。

　　这次，克鲁格曼的获奖原因，即“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活动区位”实质上实现了经济地理学的突破进展。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交通运输工具的发达大大降低了地理距离的概念，从地理的视角研究经济活动成为一种必需。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支撑，但是当代国际贸易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论断。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原因”，他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另外，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随机性的“初始资源分配”，初始的优势因历史演化进而“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产业的地理聚合具有”历史依赖”性。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进行综合，通过严密的数理模型论证了产业集聚的根源。

　　金融危机的预言者

　　不过，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作为“拯救者”的克鲁格曼，在他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或许更受瞩目的是他对金融危机的预判力部分。

　　9月初以来，华尔街风暴扫荡全球，狂泻不止的股市以及衍生的恐慌情绪和后果未知的各类挽救措施，让自由经济学这一大厦重新面临重构的潜在可能。而在此之前很多年，克鲁格曼就希望重新阐释里根以及布什自由政策的消极影响。

　　他将罗斯福新政的遗产看作里根主义成功的基石。而现在，过多的自由放任的负面影响如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发展无法共享，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进而为自己谋利(如华尔街)等等愈加显现。在新著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克鲁格曼提出了新的药方，政府应该真正有所作为，而不是单纯地提倡“小政府”。政府必须为降低贫富差距和建立福利社会而努力，进而重新“制造”更多的中产阶层，而不是过多地向富人阶层靠拢。

　　这是一种宏观层面的权力构想。事实上，不仅经济发展处于繁荣与衰退的波动之中，政治理念的推行也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呈现出左右摇摆的状态。出现这一思潮的根源可以说是一种“纠偏”，前提是成熟稳固的政治构架的完整。即使“纠偏”本身发生过度状态，也方便重新调整。

　　他的思想没能及时影响白宫的决策。1982年，克鲁格曼接到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拍马逢迎者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

　　“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大师风范。”10月13日，北京资深媒体人士刘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说。刘波是克鲁格曼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的中文版译者。在他看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分科细密，专业性强，运用大量的数理模型，而克鲁格曼，这位1983年里根总统经济报告的主笔人，善于将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用明白浅显的语言和明晰的逻辑阐释严肃的经济学观点，使从跨国公司总裁到普通民众的各阶层都从中受益。“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刘波说。

　　在翻译克鲁格曼的著作时，刘波说他被克鲁格曼对历史思辨的兴趣所深深吸引。“他会根据他对历史的观察，告诉你：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据说，在麻省理工读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其实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这本书里，克鲁格曼梳理了美国从战后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演变为贫富剧烈分化的两极社会的历程，并指出它与共和党在上世纪80年代走向“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

　　克鲁格曼在他1994年出版的《亚洲奇迹之谜》一书中成功预言了3年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他还担任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从那时起，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今，时隔10年，面对有些姗姗来迟的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迄今仍不得而知。

　　“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克鲁格曼在一次新著作出版时说的话，或许作为今天的某种诠释。

　　(本报记者张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