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经济活动市场化支撑

党国英

　　中国网10月16日讯 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昨日上午在北京开幕，昨日下午，参会全国政协常委集中学习了目前尚未全文发布的三中全会《决定》文件，《决定》已明确今后政府征地范围将进一步缩小，仅限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记者查阅《物权法》，发现该法并未对“公共利益”范围进行明确，房地产开发、建高速公路等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范围未明确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落实？如何保证土地流转的农民利益？

　　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教授。

　　记者：昨日下午，参会全国政协常委集中学习了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据悉，《决定》已明确今后政府征地范围将进一步缩小，仅限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如何理解？范围是什么？高速公路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范畴？今天在高速公路征地时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党国英：《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中尚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明确。目前来说，“公共利益”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比如说建一个度假村，这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这是公共利益吗？而房地产开发，看上去跟公共利益无任何关系，但是也给市容市貌带来了变化，又解决了大部分的就业，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像是公共利益。所以这有待于政府的权衡做出明确的界定。所以高速公路是否属于，还得看以后的政策，征地时给予农民讨价还价的权利。

　　记者：根据之前的公开资料，截至2007年底，80%的农用地被征用后转做房地产开发、高速公路修建等建设用地。那么今后在执行《决定》后，可能会节省出多少征地？

　　党国英：决定执行是在现有情况下进行，不会节省现有土地。当给农民放开了议价权以后，农民能够讨价还价，土地的价格就可能会涨。但土地价格提升之后，征地者权衡了价格成本后，可能就会减少征地需求，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节省出一些用地。

　　记者：《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中尚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明确。这是否意味着需要修改相关法律？

　　党国英：肯定要改。我建议在立法的时候采取列举法来定义“公共利益”比如建国防基地、导弹发射场等这样的明确概念的列举，才能比较清晰地划分出“公共利益”的边界，利于真正执行。

　　记者：哪些手段可能制止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侵犯农民权益？

　　党国英：土地关系的调节、处置实现社会化、法制化，对于土地避免由少数村干部说了算，有了土地纠纷，让农民找仲裁机构，或者找法院。村干部仅仅管农民授权的村庄公共事务。

　　同时，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包括农民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确需要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去保障市场正常运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还不是一个民主政治体制时，他们的市场经济的运作搞得比较好，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香港，因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当然其中有很多细节上的争论，我们就不说了还有的说，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而中国很大，这其中的确有一定不可比性。简单来说，我们恐怕要承认，推进农村要素的市场化，跟我们的政治体制不能说没有冲突，要说一点冲突没有是假话，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推进要素市场化的理由，这个要素我特别讲到，就是土地的要素。我们促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可能能够更多地暴露出管理体制上、政治体制上的一些问题以形成一个新的改革动力，我认为这是有好处的。

　　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其实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它需要经济活动市场化的支撑，如果我们市场化搞得不够，反而政治体制改不动了，在农村问题上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在推进农村的自治选举，这个选举工作在有一些地方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困难的原因是什么？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权力太大，当然我说的不是全国，因为我们国家很大，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在一些城市郊区，权力很大他们就争村委会主任这样一个“官帽”，一争就要贿选，有时甚至去打架，甚至刺杀自己的竞争对手，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太大，就是管土地，控制土地权太大，如果我们把土地要素市场化工作进一步推进，把管土地这样一些权力从村干部手中拿掉，让村干部的岗位含金量降低，使村干部职能仅仅表现为公共服务的职能，这时的选举工作就会容易搞，这时民主政治的阻力就可能降低。所以有一些人讲到，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的含金量降低，民主政治就容易搞，这是一个规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先把农村土地改革推进一步，反过来恰好到有利于农民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要机械、太形而上学，我们一定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搞到一定程度，搞完善后，再推动什么，这样想，我认为这样想就太机械了。

　　记者：用什么有效的政策来保护那些土地被流转的农民的切身利益？

　　党国英：第一，我们要有程序上的公正，要健全法规，在流转的交易环节上我们不能搞强制，一定要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我认为这点还不够，政府有义务给农民提供相关信息，让农民根据更多的信息，更充分的信息对自己的土地有一个确切的评价，不要让他们上当受骗。

　　第二，失去土地又怎么办？首先要看，人家把土地卖了，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值得我们同情的理由，但是有一些人是他们在城里有更高的收入，他们不愿意务农了，现在的社会是专业和的社会，你让一个人既搞农业，又在城市搞非农业工作，其实这种效率不高，所以我不赞成日本的农业生产方式，专业化的社会，提高专业化的水平，经济效率会比较高，我们不赞成把中国的农业搞成“兼业农业”，“兼业农业”后果是食品价格很高，大家桌子上的饭菜会很贵，中国的一些留学生为什么留学几年都不敢在日本买一个西瓜吃，当然我说的是过去，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农业弄成高效率的农业，所以有一些人要转移，他们转移了以后，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收入会更高，怎么保证他们的权益，你卖掉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可以得到一笔保障，我们没有强制你卖，这就是对你的一种保障。你成为城市居民你有一个城市就业岗位，城市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你还要什么保障呢？ （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