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齐奥：我们是战争永恒的孤儿
南都周刊编辑:徐夏 编译｜邹琰
诺贝尔文学奖专题
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小辑
克莱齐奥简历
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 1963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凭借这部处女作，他年仅23岁就获得了雷诺多文学奖。
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奖委员会称 克莱齐奥是“开拓新起点、展现诗意冒险与感官喜悦的作家，主流文明体制内外的人性探索者”。在今年这场美国作家和欧洲作家的交锋上，欧洲作家再次胜出，而美国人自从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奖后，已远离诺贝尔奖15年。而法国人在长久的等待之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因为上位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还得追溯到1985年的克洛德·西蒙，眼见着最近十年英语作家（奈保尔、品特、莱辛）和德语作家（格拉斯、耶利内克以及有浓厚德语背景的凯尔泰兹）的频繁得奖，法国人的郁闷可想而知。如果说克洛德·西蒙是作为新小说的代表获得诺奖，那么克莱齐奥就是作为法国另一重要的小说流派新寓言派的代表获得诺奖的。在世的法国作家中，克莱齐奥的声望和影响力的确高人一筹，甚至他的小说的中文版已有七种之多，尽管美国人再一次不知道获奖者是谁。《时代》这样形容：“美国记者搜索‘维基’的声音震耳欲聋。”恐怕这正是10月初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雷斯·恩达尔批评美国作家“太封闭、太无知”的缘由吧。
| |
我们是战争永恒的孤儿
如果一个作家，记忆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不要要求他去一笔勾销。他无法阻止地看到了帝国的发展、不平等的建立、商品交换的阴谋。好像我们那么多年恐怖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马来西亚战争和非洲、大洋洲艰难的独立运动只是创造了一个界限，创造了一个接受和无休止等待的地方，男人女人仍在这个地方经受炼狱。记住过去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1963年11月19日，勒·克莱齐奥和妻子玛丽娜在法国巴黎接受伽利玛出版社的采访。 东方IC
攻击性和嘲讽夹杂在一起
Q:您童年的第一个真实的回忆？
克莱齐奥:战争，尼斯城门被溃败的德军摧毁，炸药的攻击，冲击浪把我掀翻在地，就在我现在对您说话的时候我还感受得到地在我身下移动，我还听得到从我口中发出的喊叫。
Q:有没有一个老师发现了您，鼓励您写作呢？
克莱齐奥: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唯一鼓励过我的是我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老师，拉玛先生，唯一曾经给过我作文满分的老师。这是个敏锐的人，非常有人性，以前是下比利牛斯省一个村庄的小学老师。他给我们讲述他有些学生因为很小就在地里干活，所以前臂变形了，在耕地的时候把整个重心都压在犁上。我现在还记得他到了年末，给我们朗读保尔-让·图勒的诗《打扫日》时他的激动。
Q:您读书时的假期，您是在哪度过的？
克莱齐奥:在青少年期之前都是在布列塔尼、圣－马利，在奥戴河口。也在英格兰，我父亲认为那是他真正的祖国（他出生在毛里求斯）。
Q:您对写作《诉讼笔录》的记忆？时间？地点？怎么写的？当时的精神状态？
克莱齐奥:那是个可笑的时代。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没结束，被送到军营里的威胁还在男孩子头上盘旋。我的一个同伴，一个非常艺术气质非常反抗的男孩，叫文森，因为成绩不好1960年末去打仗了，而且马上在一次埋伏中被杀害了。另一个得到许可回来了，被洗了脑，只会谈论反坦克火箭筒和“特殊马铁罐”（就是人们遮遮掩掩地称为“凝固汽油弹”的东西）。有些伙伴为了逃避就朝自己脚上开枪，或者是注射咖啡因假装心动过速，造成精神发狂，结果在军事医院经过几星期治疗之后，真的得了病。精神状态？就是攻击性和嘲讽夹杂在一起，用“荒诞”这个词只是一个虚弱的回应。那时统治法国的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今天我还情不自禁地感受到那种情况重新出现。
那时我断断续续地写着《诉讼笔录》，在一个咖啡馆里，在书里夹杂着一些听到的谈话碎片，一些形象，一些剪报。天天这样。小说写完之前埃维昂协议签订了，我明白威胁结束了，我们可以活了。小说有一年多都是手稿状态，之后送去参加欧洲费蒙多国际奖（奖金是在费蒙多岛全部免费的休假），但是Uwe Johnson得到了这个奖！不过接下来的秋天，我得到了雷诺多奖！
Q:为什么您这么晚才谈论阿尔及利亚战争？
克莱齐奥:我想这场战争给我同代人的恐惧太多了，他们当时都不能客观地谈论它。看看那些曾经在战争里的人的证词，有多少是被期待的！总是拒绝、否定。人们把它迁移到了另一个层面：城市暴力，揭发工业社会，希望伦理自由或者性自由，幻想“垮掉”的运动。对我来说，我觉得从那天开始算起，我就不再在法国生活了，从精神意义上说或是真正意义上说都是如此。我在英国、泰国、墨西哥、巴拿马生活……
Q:您对出版《诉讼笔录》的反应是什么？
克莱齐奥:我非常高兴我的第一部作品在出版上就大有希望。我当时把手稿寄给乔治·朗布里奇，伽利玛出版社《道路》丛书的主编，在他看来，这是一部非常简短非常热烈的作品。
Q:《诉讼笔录》的成功当时改变了您，还是让您惊讶，或让您困惑？
克莱齐奥:如果我没记错，当时好像这让我变得多疑起来。我有种误解的感觉。说到底，成为一个作家，是从我小时候起就有的“使命”。这种消遣曾经被我周围的人小心翼翼地维持：我把我的小说给我的妈妈、祖母、我的毛里求斯的远亲去读。但是，我想我很早就明白——尤其是在非洲认识我父亲之后——这种活动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一种职业，养不活人，也不能让他在社会上得到一个地位。学习，在数学作业和历史功课面前不要胡思乱想，得到好成绩，参加比赛，通过考试，计划职业生涯——在我家里，男人自古以来就是医生、法官、律师，从来没有商人没有种甘蔗的人——，这就是我要做的，而这些我必然会失败，因为我懒惰，缺乏注意力和集中力。我肯定会是个没出息的人。
得了文学奖在我面前立了一条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强制性的条约。我成了一名作家，我变成了一个“文学工作者”（这是写在我的身份文件上的）。这一点也许是最难以接受的。
| [1] [2] [3] [4] [下一页] |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