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在大地震过去5个月后自缢身亡。经历大地震的官员的心理状况及其在震区重建过程中的命运，因此曝露在公众的面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鹭(发自四川绵阳)
10月4日清晨，血红的太阳透过朝霞缓缓升起。
北川县委宣传部的公务员赵川，从在绵阳的家赶往县临时办公地安昌镇上班。
还没进办公室，赵川就听到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身亡的消息，赵川走进办公室，颓然地坐在椅上。
在北川这个只有2万常住人口的小县城——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地震后最常发生的办公室新闻是：办公间隙，说起某个人，打电话一问，那边说，遇难了。闲聊的人一阵默然。而董玉飞却是这些死里逃生的办公室人员中第一个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猝不及防的死亡 10月3日，因病假休息了10天后，北川县委农办主任、县救灾办主任、县农房办主任董玉飞，从绵阳赶往1小时车程外的安昌上班。
震后工作繁重，北川的公务员一直没有休假。在同事的记忆中，董玉飞曾要求过休假，但很多时候，“领导连字都签了，第二天一个电话又给叫回来”。
“从机构设置来讲，县委农办主要负责政策调研、工作协调，不负责具体事务。”董的同事、北川县委农办副主任刘开曙说，“但是农办是所有"农口"工作的牵头人，你知道什么是牵头人吗？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气象局、计生局，加上救灾办和农房办，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要在他这里汇总。”
农办最多时一天要开四个会，三个领导都不够用来开会。在去绵阳开会的路上，刘经常发现董玉飞在写发言稿。深夜加班到十一二点才回家，更是经常的事。
9月24日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给这位农房办主任增添了新的麻烦。据擂鼓镇镇长袁家贵透露，仅该镇就有470多间板房被淹。
在董玉飞住所的办公桌上，摆着10月3日的《重建专报(农房)》，上面写道：“需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户。今日开工1户，累计开工10025户，累计已完工1393户”；以及问题反映，“交通不畅，建材运输困难，农房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休假归来的董玉飞从自己的办公室去其他办公室拿文件，同事冲他打个招呼，笑笑，算是表达关切。
这差不多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同事们的视线里。据房东回忆，到了中午，董玉飞就回到离办公室几分钟路程的租住的房间。大约一两个小时后，他所住的二楼房间传来沉重的闷响，那是什么厚实的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
出事以前，董玉飞曾给妻子李打电话，要求妻子从绵阳送衣服过来。李赶到时已是下午3点多。敲门很久，不见开门，她借了个梯子，打算从窗户爬进去，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大哭起来。
丈夫面对着窗口，背靠床头坐在地上。他的头歪在一边，一根细细的绳子连着他的脖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床头装饰用的柱子上。
勘验现场的刑警事后表示，这种自缢的方式“很专业，估计专门研究过”。一名医学专家说，细绳自缢死亡很快——它能迅速中断大脑血管，造成缺血缺氧，一旦实施，自己后悔，想摆脱都来不及。
农办的同事曾国和与农业局的老同事刘胜清等人迅速赶到。董的胸口还是热的，但迟到的救援无法改变事实。刘胜清还注意到，董的裤子膝部有泥渍，双腿膝盖有淤青，他猜测，这可能是董生前在地上长跪所致。
遗书写在书本大小的一张纸上，收信人是他的弟妹。北川警方拒绝接受采访和公布死者遗书。据刘开曙回忆，内容大致为：觉得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想好好休息一下；年逾40岁的自己，已经“没啥子想头”；要求弟弟像对待亲姐姐一样照顾好嫂子；跪拜父母、岳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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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白天工作，晚上靠输液支撑 在农办工作了20年的刘开曙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包括董玉飞在内，农办历任5位主任中，有4位死于地震，唯一的幸免者也曾受重伤，“真是一个怪圈”。
9月23日，董玉飞向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请假完毕，又向刘开曙发短信告知——董向同事们隐瞒自己的病情，以事假而非病假离开安昌。
没有人知道，在决定请假就医以前，他的“下腹和尿道经常疼痛，特别是晚上，症状有1个月以上”。慢性前列腺炎，一种影响生育的、中年男性常见的疾病，困扰着这位身高1.8米的羌族大汉。
董玉飞拒绝了副县长代表组织的集体探望和同事们私下表示的探望意向。9月26日他只给同事曾国和回复了一条短信，“谢谢关心。主要是心情问题，身体都是些小毛病，无大问题，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董玉飞的主治医生孙宏，在博客中写到，查房时，发现董的情绪有点低落。护士李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出院前几天，董表现得有些焦急；他对于输液的疗效不大满意，甚至问他索要药品说明书，但其实出院时，他的病情已很大好转。
在董的住处，一个楼下正对着猪圈、还是水泥地的粗陋农房的二层卧室，记者发现办公桌上还留有一个残留着中药药汁的杯子。护士李川说，医院给他开的药是治疗前列腺炎常用的抗生素。或许是因为对病情进展的迫切，他选择喝中药来辅助治疗。
刘开曙发现，即便是抗震救灾阶段，在任家坪、擂鼓镇的帐篷抢险时，董也不拒绝喝酒，但在6月农办搬到安昌后，他开始回避酒精，实在推不过去时就让刘代喝。刘猜测，这可能与在地震中丧子的他希望再生一个孩子有关——在中年丧子的北川干部里，这几乎是个普遍的想法。
身体的满负荷，是北川基层官员的一大现实困扰。地震受灾最重的擂鼓镇镇长袁家贵，从5月12日至今，只休息了3天。在地震后整整一个月，他们每天靠方便面和干粮度日，很多基层干部白天工作，晚上靠输液支撑。
北川县教育局副局长付广文，9月28日上班时，感到四肢无力、手微微发抖、浑身冒冷汗。一股恐惧感袭来，他下决心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患上了甲亢。这位大震后仅休息过四五天的官员，不得不请假住院。
整个北川都知道的故事，是陈家坝乡乡长赵海清。这位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孩子的基层干部的英雄事迹，经过CNN的报道感动了美国观众。在四川电视台对他的报道中，赵用药物强行将肩伤的疼痛压下去。现在，这位媒体眼中的硬汉，被诊断为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有泪人前难拂拭” 在《农村工作通讯》里，一篇报道记述了董玉飞——这位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联合表彰的“农业系统抗震救灾英雄”——的丧子之痛：
5月14日下午，在县城连续搜救幸存人员两天后，疲惫的董玉飞昏昏欲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爱子在和自己嬉戏。猛地，他回过神来，想起自己心爱的儿子和亲人还埋在废墟中，立刻跑去寻找。他想要尽到一个做父亲和大哥的责任。在曲山小学东校区废墟处，董玉飞不停地呼喊着爱子的名字:“董壮、董壮……”
他发疯似地在教学楼废墟残骸中挖扒，终于在教学楼楼梯处，找到自己的儿子。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董玉飞抱着儿子的遗体，仰天痛哭，不停地重复：“儿子，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
一位网友在为董玉飞创作的悼诗的最后两句是：有泪人前难拂拭，奈何桥上筑高堂。
在“5·12”大地震中，北川县共有466名公务员遇难，占全县在职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总数的23%。据此前《南方周末》报道，当地干部估计，北川幸存公务员中，80%以上有直系亲属在地震中遇难。
北川县委宣传部的赵川，在自己仅有少数朋友知道的博客空间里坦承，自从倾注他“所有憧憬、所有希望、所有梦境、所有未来”的儿子遇难，自己“流干了这三十年来所有积蓄的泪水”。
这位记者出身的宣传系统官员，在博客里贴满儿子的照片，用详细的图注写明拍摄场景，认真回复每个朋友表达关切和鼓励的留言。他用叔本华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博客说明：人生来就是受难的，所谓的幸福，就是死亡，人每活一天，就越靠近死亡一天，死亡时时对生命发出微笑……
“官员对震亡亲人的思念，其中可能还包含着一种愧歉感，”一位当地记者分析，“他们跟普通老百姓不同，地震发生时，由于职责所在，他们必须组织开展救援，无法顾及自己的亲人。”
一个著名的反例是片口乡党委书记母贤武。这位在地震中失去妻子、儿子在医院可能瘫痪的党委书记，在片口乡没有一人震亡、已经安排专人向上级报信的情况下，选择了在医院照顾儿子几天。母贤武的脱岗行为，让他付出被免职的代价。他的名言“当时我如果离开儿子，那我就不是人，而是成了神”，被多名北川干部以同情的口吻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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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来的人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北川县进修学校校长徐正富，在心理志愿者给帐篷学校教师做心理疏导的材料上，将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印上去，“这首词几乎就是为北川人写的。”
悲伤之外，失眠、焦虑、易怒，这些心理学教材上的地震后遗症，也开始不同程度地显现。
“你经历过地震，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睡不着了。这就像吃感冒药后打瞌睡一样，是一种自然反应。”赵川如此描述失眠对自己的困扰。徐正富，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连家都没有了”的人，则承认自己“总是发无名火，急起来甚至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根据震后一直在北川灾区蹲点研究的，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站史占彪博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北川擂鼓镇和曲山镇1600多名城乡居民群体中，56.7%的人丧亲，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率达到14.7%，抑郁症发病率10.2%。徐正富估计，这两个数字在公务员群体中要更高。而抑郁症，正是北川县政府关于董玉飞事件的《情况说明》中披露的、可能的死亡原因之一。
县政府搬到安昌后，北川公务员过起群体生活。董玉飞任职十多年的县农业局，在一条小巷里租用一幢200多平米的房间，安排40人办公和居住。近在咫尺，“连夫妻生活都没法过，”董的一位前同事抱怨说。
“地震把整个北川的系统给打乱了，”徐正富总结说。从5月12日到现在，忙碌的赵川只探望过一次住在关内堰塞湖之上的父母。那次还是自己到家附近出差调研，将父母从家中叫到大街上才得以见面。
在北川的公务员群体及其家属搬到仅有2万人口的安昌镇，物价水涨船高，房租平均升幅达到4倍以上，“买衣服比北京的西单还贵”。《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官员的外套都是朋友捐赠的。
另一方面，北川公务员的工资却很低，董玉飞这个级别的干部，工资1381元。其他灾区公务员都能领津贴，在北川却一直没有发下来，包括赵川在内，北川很多公务员的一个现实困境是，买房时欠下的近10万元的银行贷款。
对于每天直接面对灾民的基层干部而言，灾情统计、发放补助、维护治安，以及板房建设带来的占地、拆房、迁坟等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人焦头烂额，而因为自己是公务员，根据规定，不能领取救济物资和救济款，这让本来工资就不高的他们觉得自己“还不如灾民”。擂鼓镇镇长袁家贵说，在擂鼓镇，他的很多部下要求调走或辞职。
或许是看到了潜在的问题，北川县政府曾在8、9月份实行强制轮休，实际上又无法执行。在董玉飞去世后的10月10日，北川县委下发《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宣布实行正常双休日。
8月1日，赵川在成都参加会议，从与会的高校心理学教授那里知道，无论是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或是印度洋海啸，半年后都是一个自杀高发期。教授们提到的自杀的“蝴蝶效应”让他印象深刻。
谈及董玉飞之死对北川官员的心理产生的影响，赵川说，这让很多心情稍稍平静的人，又回想起伤心往事。他希望这不会是死亡之蝶在挥动翅膀。
(感谢中新社记者肖青对采访提供帮助，文中“赵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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